六、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读竺可桢，学物候学

我国大学在文革中停办十年后，于七七年恢复招生，在高考得中后有幸进入大学的头一学期，我在图书馆里偶尔翻出一本小册子，很旧也很薄，书名就叫《物候学》。那时看什么书都新鲜有趣，而这本翻开一读，更是吸引了我，一口气读完了。可以说，是高考恢复把我和大学以及图书馆联系起来，是这本小册子把我和竺可桢以及他的物候学联系起来。这是命中注定还是纯属偶然？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

什么是物候学呢？竺可桢先生告诉我们：物候学主要是研究自然界的植物(包括农作物)、动物和环境条件(气候水文、土壤条件)的周期变化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物候学和气候学可说是姊妹行，所不同的，气候学是观测和记录一个地方的阴晴冷暖、风雨变化，而推求其原因和趋势；物候学则是记录一年中植物的生长荣枯，动物的来往生育，从而了解气候变化和它对动植物的影响。物候记录如杨柳绿，桃花开，燕始来等等，则不仅反映当时的天气，而且反映了过去一个时期内天气的积累。换个说法就是，物候学是研究自然界的植物、动物生长和气候、水文、土壤等环境条件变化之间联系的科学，以期认识自然季节现象变化的规律，指导服务于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

竺先生告诉我们，我国很早就有关于物候的记载，如《诗经·郾风，七月》中说“四月里萝草开了花，五月里蝉振膜发声”，又如说：“八月里枣子熟了可以打下来，十月里稻子黄了可以收割”。到春秋时代，已经有了每逢节气的日子记录物候和天气的传统，而且已经知道燕子在春分前后来，在秋分前后离去，等等。其后自管子创始汇集劳动人民在这方面的经验，逐渐发展成为周、秦时代遗留下来比较完整的一个物候历。如在《礼记·月令》二月条下, 举了下述的物候：”这时天慢慢地和暖起来，每当晴朗天气，可以见到美丽的桃花盛放，听到悦耳的仓庚鸟歌唱。到了春分节前后，昼和夜一样长，年年见到的老朋友——燕子，也从南方回来了。匿伏在土中、屋角的昆虫，也苏醒过来，向户外跑的跑、飞的飞地出来了”。这时候农民应该忙碌起来，把农具和房子修理好。这是两千多年以前黄河流域初春时节对物候的生动概述。我国从两汉以来一千七、八百年间，劳动人民积累的物候知识。经北魏贾思勰、明代徐光启和李时珍等终身辛劳地采访搜集，分析研究，终于得到发扬光大。竺先生在这里不仅传授给我们物候学的知识，还告知智慧的先人及其所留史籍关于物候的描述，这样就把古人和今人、把现代的科学家与广大普通读者联系起来。

顾炎武早已指出，在周朝以前，劳动人民普遍地知道一点天文。“七月流火”是农民的诗；“三星在天”是妇女的话；“月离于毕”是戍卒所作;“龙尾伏辰”是儿童歌谣。古代的劳动人民从生产实践中总结出许多物候知识。例如，华北一带农民有口传的九九歌：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这里所谓不出手、冰上走、沿河看柳、河开雁来，统是物候。就是从人的冷暖感觉、江河的冰冻、柳树的发青、鸿雁的北飞，来定季节的节奏、寒暑的循环，而其最終是为了掌握农时，所以最后一句便是“耕牛遍地走”。这歌谣不适用于准河流域，也不适用于山西，当是黄河中下游山东、河南地方的歌谣。这里把经典而又丰富的物候学知识和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联系起来，就是告诉我们：实践出真知，应该虚心地向劳动者学习，把自己与生产实践紧密联系起来。

物候这门知识目的性很强，它是为农业生产服务而产生的，在今天对于农业生产还有很大作用。物候的科学性也很强，它依据的是比仪器复杂得多的生物。各项气象仪器虽能比较精密地测量当时的气候要素,但对于季节的迟早尚无法直接表示出来。竺先生举例说：1962年春季，华北地区的气候比较寒冷，但用某一天的温度记录说明不了问题。而拿一个时期内的温度记录来分析，从物候来看就容易看出来。1962年北京的山桃、查树、紫丁香和五一节前后开花的洋槐的花期都延迟了，比1961年迟了十天左右，比1960年迟五、六天。这样就会知道这年北京农业季节是延迟了，农事也就应该相应地推迟，否则农作物就会受到低温的损害，若能预先防范就不会遭受太大的损失。

当然，自从十六、七世纪温度表、气压计发明以后，气温、气压可以凭科学仪器来测量；再加上十八、九世纪以来各种气象仪器的逐步改进，直到现代雷达和火箭、人造地球卫星在气象观测上的广泛应用，气候学已有迅速的进步，这对物候学也有促进作用。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仪器监测结果比较单调，靠的是专业技术，且成本高；物候观察形象直观，靠的是经验知识，门槛低。物候的数据是从活的生物身上得来，用来指导农事活动就很直接，而且方法简单，农民很易接受。物候对于农业的重要性就在于此。

我国是一个诗歌古国，也是一个诗歌大国。我国古代有好多诗歌词曲流传至今，有关物候方面的就有不少。而现在爱好诗歌词曲的人无计其数，但专门懂得和研究物候诗词的人却不多。竺可桢先生作为物候学专家，对我国古代相传的物候诗歌研究造诣颇深。他引用陆游《闲居自述》中两句诗:“花如解语应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把石头和花卉联系起来并进行对比，石头和花卉虽没有声音的语言，却有它们自己的一套结构组织来表达它们的本质。花卉是有生命的东西，它的语言比石头更生动、更活泼。像上面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所指出那样，杏花开了，好像它传语农民赶快耕土；桃花开了，好像它暗示农民赶快种谷子。春末夏初布谷鸟来了,我们农民知道它讲的是什么话：“阿公阿婆,割麦插禾”。从这一角度看来，花香鸟语统是大自然的语言，重要的是我们要多读读古人的诗歌，能体会这种暗示，帮助我们明白这种传语，来理解大自然，改造大自然。

物候就是谈一年中月、露、风、云、花、鸟推移变迁的过程，古人是把见霜、下雪、结冰、打雷等统称为物候。对于物候的歌咏，唐宋大诗人是颇有成就的。唐白居易(乐天)十几岁时，曾经写过一首咏芳草(《古原草》)的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诗中“草”是植物，是主体；“离离原上”是生长地域环境；“一岁”是生长周期；“一枯荣”是周期变化。短小的前两句共十个字，就讲了这么多内容，列了这么多关系！真是精炼之至！后两小句乃点睛之笔，更是神来之笔，有力鞭挞和讽刺“野火”的野蛮行径，高度赞美和颂扬小草顽强的生命！难怪清诗人顾况看到这首诗，大为赏识。从物候学上说，这四句五言诗指出了两个重要规律：第一是芳草的荣枯，有一年一度的循环；第二是这循环是随气候为转移的，春风一到，芳草就苏醒了。

在温带的人们，经过一个寒冬以后，就希望春天的到来。唐代中叶诗人元稹在湖北玉泉道中所作诗有句云：“楚俗物候晚，孟冬始有霜”，说的是春天还没来。李白诗道:“东风已绿藏州草,紫殿红楼觉春好“，是说春天已经到了。王安石住在江宁时有句云：“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李白、王安石在诗中统用绿字来象征春天的到来。“绿”字是植物的特征，是物候的表现，形容词作动词用，一个字就把春天写活了。王安石这句诗还说明物候是有区域性的。若把这首诗哼成“春风又绿河南岸”,就很不恰当了。因为在河南开封、洛阳一带，春风带来的黄沙比绿叶更有代表性，所以李白《扶风蒙士歌》中有“洛阳三月飞胡沙”之句。明末的学者黄宗羲说:“诗人萃天地之清气，以月、露、风、云、花、鸟为其性情，其景与意不可分也。”。换言之，月、露、风、云、花、鸟乃是大自然的一种语言，从这种语言可以了解到大自然的本质，即自然规律。竺先生把古人关于物候的诗歌介绍给今天的读者，情趣盎然，引人入胜，让我们从优美的诗歌领略古代文人学士的智慧；同时自然而然地把物候学的知识传授给我们，教我们从观察动植物的生长认识大自然的风云变幻。这种知识性和趣味性相结合的普及教育益莫大焉，功莫高焉！

竺先生《物候学》的内容非常丰富，行文精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以上只是对开头两章的简介。竺先生书中接下来还把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介绍了古代世界的物候知识，近代世界的物候学发展；深入浅出地讲解物候学的定律，在整体联系下，具体地对比分析南北、东西、高低、古今物候的差异；直接联系生产实践，告诉我们以农谚和积温预告农时的方法；这之后又进一步举植物开花、候鸟识途为例，展开阐述生物物候的内在、外在又互相联系的因素。五谷丰登，必是风调雨顺；六畜兴旺，肯定水草丰美。反过来说，水土流失，必是植被破坏；生物灭绝，肯定环境恶劣。竺先生紧接着联系昨天和今天，高屋建瓴，总结我国物候学取得的成果，指出目前应开展的工作；再高瞻远瞩，预言物候学明天的发展，对防治三废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意义和作用。至此，竺可桢先生对物候工作的精益求精之情、对物候事业的关怀爱护之意，对祖国人民的至真至诚之心，完全袒露在万千读者面前，令我们感动不已，感激不尽！

竺可桢先生（1890-1974）是我国近代科学家、教育家的一面旗帜，气象学界、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他历任教授、浙江大学校长。1948年被选为原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第一任副院长，并担任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同时，我们也要记得宛敏渭先生。红花还要绿叶扶，是竺可桢先生与宛敏渭先生合著的《物候学》成为科普创作中之珍品，并获“第二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的荣誉奖。

注：参见竺可桢、宛敏渭著《物候学》。它有1963年本和1973年、1979年增补本。当年读的可能是1973年本，现在写此文时依据的是1979年本。

2018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