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币卡，你到底错在哪儿？

​——代币卡（购物券）的盛行与禁止刍议

今年春节前后那一段时间，代币卡（或称“购物券”）这个小精灵，竟闹得偌大的中国沸沸扬扬！先是各地大商场极力地推销，再是国务院纠风办紧急通知、严加禁止，再是众多的持卡者突击抢购，同时各新闻媒体热烈炒作。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一、代币卡，不自今日始

首先，代币卡的发行、使用不自今日始。我国早在80年代，由企事业单位和商家联手发放代币购物券就已经出现；到90年代则又加进了银行，三家联手发放更具有现代性的“银行卡”。今年是世纪之交，春节节日气氛甚浓，红红绿绿的代币卡更是大行其道，畅销盛行，势头强劲。据一些业内人士透露，春节前夕，有的单位一次买卡就是人民币三、五万，一张卡就是三、五千；节假日购物券消费在有的商场占到销售额的50%以上！

二、“紧急通知”，兜头一桶冷水

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国家经贸委、中国人民银行春节前夕发出的“严禁发放和使用”的通知，可以说是给代币卡兜头泼了一桶冷水。早在1998年，国务院纠风办就发出过禁止发放使用各种代币购物券的“紧急通知”，也一度使之有所收敛。给代币卡下“禁令”的理由或罗列的罪状大致是：一、造成商家的不正当竞争；二、造成单位和个人偷逃税款；三、造成对人民币权威的伤害；四、造成“小金库”洗钱的机会。但没有料到的是，它的生命力如此之强，崛起如此之猛。所以又有了这次的“紧急通知”。

三、发卡赚钱，商场有没有错？

发放代币卡，商场有错么？按说，商家做买卖就是要赚钱的。如果靠售卡能够多做生意，能够赚钱，那它何乐而不为？近一个时期来，政府不是极力要扭转通货紧缩形势，要扩大市场、刺激消费么？商家祭起代币卡这个“法宝”，竟神奇地起到这种作用，怎么能说它不对呢？要说因此引起不公平竞争，那允许任何商家都可以发卡不就公平了吗？说它有错真是冤枉，按理还应该为它“请功”呢。

四、“偷漏所得税”，税务部门如是说

税务部门说，由于代币券的使用，单位购券可以在“招待费”的记账科目上列支，“卖方单位很难为对方代扣代缴”，影响到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征缴。但是，税务部门既然知道了这种情况，难道就不能从会计技术上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或将税法作相应的修改或补充，非要将购物券禁掉不可么？另据公司方面反映，现在税交得太厉害，起征点、税率设置都不太合理；商家改又改不了，惹又惹不起，只好想方设法绕着走，或者就是打“擦边球”，如发放代币卡之类。而如今上级下禁令，倒是商家首先表示愿意“坚决执行上级的规定”，只是以“不退款”为前提；因为这时对“急不择物”的持卡者，绝对是个要挟、制约的好机会。

五、代币卡与银行卡，你不违法我违法？

发放代币卡，银行有错么？银行要搞商业化改革，也要追求经济效益。它与商家联手发放代币卡，也是一种扩大经营的方式。纠风办的通知“严禁违法、违规、违纪发行银行卡”；《人民币管理条例》规定“各类购物券、代币券、村币等都是违法行为”；金融部门认为这是“代替人民币的使用”，是“对人民币权威的挑战和伤害”。那么，现在经批准正式发行的各银行卡如牡丹卡、龙卡、金穗卡、长城卡等，也是为了交易的安全、方便，那它们就没有“代替人民币”的功能了？即是“法”也要符合“法理”。既有“可以发放”的银行卡，那么批准的标准是什么，不批准的标准又是什么？难道说批准的就是合法的，不批准的就是非法的，“批准”就等于“合法”？

六、“电子化支票”，专家的见解

据专家（陈淮等）认为：代币卡作为一种支付手段，是市场经济派生出来的一种金融工具；它是一种电子化支票，一种现代的信用工具；它是对货币职能的补充，对促进流通、缩短供需之间的距离有积极作用。据说，“美国的信用卡发展到目前已经成为和销售联成一体的部分之一了，不但大银行发行，小银行乃至各种少数族裔开办的银行也发行；不但银行发行，各大销售公司也发行；不但销售公司发行，各认为自己足够庞大的百货公司还发行。”而且，中国现在的代币卡是花“现钱”买的，“还算不得是真正意义上的信用卡”，“真正意义上的信用卡是无需持卡人预付一分钱的，全部是由发卡机构预先代垫费用”。在如今的美国，“所有证件里你最容易得到的大概就是信用卡了”（陈燕妮：《再回纽约》）。现在，美国的信用卡都快泛滥成灾了，也没听说谁出面“严禁”过，而是在适度监管的同时，鼓励并保护民间的发行（赵家敏）。为什么中国的国情就容不得代币卡占一席之地？如果代币卡真是一种现代的支付工具，那它能被禁止住么？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最近又出现了一种新动向：单位和商店联手，用身份证加记账簿代替电子卡。单位先交钱给商店，商店将单位人员的身份证号留底备查；单位人员购物时带上身份证，商店查验身份证并记账，购物者在账单上签字——一笔交易就完成了。这里已经把银行撇在一边，完全凭信用行事。不知这种购物形式有何利弊，该不该禁止，以及如何禁止？

七、代币卡，个人购买又如何？

代币卡也有令人不全满意的地方。例如，持卡者或离用卡商场较远，或能选择的商品品种不够多，或受商场单方面对代币卡使用的诸种限制；特别是纠风办的禁令一下，严格规定到某一天“一律废止”，原来比较宽松的时间突然变得相当紧迫，不得已只好买些并不急需甚至长远也不大需要的物品。这样的持卡购物，说轻些是有卡总比没有好，“聊胜于无”；说重些，这绝对是“畸形消费”，买的东西肯定“物所不值”，作为消费者的权益也就大打折扣了。

可以设想，代币卡若完全是私人购买又该如何？那就完全出自个人意愿，谁觉得比纸币方便就买；觉着不必要、不方便就不买。商家（连同银行）能推销出去就卖；推销不出去也只好作罢。国家制定税法时充分考虑这种新形式的特点，税务部门抓住某一环节（或买卖卡时，或以卡购物时）切实征缴，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经批准发行的各种银行卡不就是这样吗？

八、受禁令，代币卡惹起祸端

代币卡的真正过错大概在于：它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公款”花起来方便，容易逃过有关部门的监管。而实行对这些单位“公款”的严格监控，才是禁止代币卡发放背后的真意所在。

大凡机关、企事业单位，一般没有不设“小金库”的。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对此国家也是明令禁止的，并制定了一系列监管措施；但实际上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小金库”从来没有彻底灭绝过。既有“小金库”，那其中的钱就必然要花出去。无论是对外、对上请客送礼，对下为本单位职工搞福利，还是“头头”们自己随时开销，有了“小金库”自然就方便得多。而代币卡只不过是最“新潮”、最现代化的形式或手段罢了。“小金库”的根拔不掉，禁代币卡只不过是治标的办法，是“割韭菜”而不是“拔大葱”，割了这茬还要长新茬。君不见，国家多次禁止过公款“大吃大喝”，禁止掉了吗？现在倒习以为常了。另外还禁止过公款旅游，控制过购买豪华骄车、购买“大哥大”，这些都禁止、控制住了吗？总是等山珍海味都吃够了，该玩的地方都玩够了，该坐、该拿的东西都置够了，这种消费形式才会停下来，然后再换（或再“发展”到）一种新形式。而代币卡正是“适应需要”的这样一种新形式。它轻巧、方便、隐蔽、高雅、有一定选择性，正是它的这种种优点，特别适应“小金库”公款的支出需要。要不是纠风办的禁令，它肯定能够畅通无阻，盛行不衰。这次它惹出祸端，人们称代币卡为“腐败卡”。其实，卡本身无所谓腐败，腐败的是公款，是滥用公款的“头头脑脑”。

九、纠风办，硬起来

说起来，“紧急通知”由“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牵头制定并下发是最合适的，因为正是它是纠正行业和机关等公有制单位不正之风的职能机关。但是，纠风办等下发的通知也成问题：既然两年前已经发过“紧急通知”要“严加禁止”，那现在发现违法乱纪的，就应该立即“严肃处理”，为什么还要给以时日的宽限，可以使用到“某月某日”；又说在这之前对代币卡“由出售和购买单位妥善处理”，只是对违犯“这次”规定的发放使用者，才“追究有关责任人员和主管部门的责任”？这种“时日宽限”，这种“妥善处理”，这种“既往不咎、下不为例”的态度，到底是属于“执法不严”、“姑息养奸”，还是前年或者连同今年的规定本身就稀松不坚，不能成为“法”，因此执行起来自己就底气不足呢？如若不然，既要严格禁止，那就干脆先将代币卡没收，其余事宜再“由出售和购买单位妥善处理”就是了。

十、问题出在“公款”上

我们提倡发展公有制经济，全国有着千千万万个、大大小小的公有制单位，每个单位掌握着或多或少的“公款”。这些公款说来姓“公”，但是，这个“公”的范围究竟有多大？是全国人民的“公”还是哪个省、哪个市、哪个县乡或街道的“公”？ 而且，拥有公款单位的“头头”虽然掌握着公共权力，但他们本身也是“个人”、“私人”。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关键是：对“公款”的监督者到底应该是谁？谁能保证“公款”真正姓“公”？是“公款”所属地方或单位的全体人员呢，还是上级的主管部门或其主管人员？谁又能保证监督者们肯定和必然能代表公共利益呢？

事实往往是：“公款”变着法子成了“私钱”。不用说那些大贪污受贿犯，那些盗窃国库者如胡长清、成克杰之流，也不用说宁波、杭州、海口、厦门那些走私大案中的海关关长们，就是眼前这些滥发购物券、代币卡的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头头们，不都是在损公肥私、以权谋私、偷漏税款、逃避监督么？给本单位职工发钱发物、购券购卡那还算是好的呢。对他们监管不严，督察不力，却把功夫下在禁止券、卡的细支末节上，可以说还是治标不治本。

十一、公有制，革命导师说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原始社会公有制瓦解过程的规律时指出，瓦解公有制的不是别人，正是公有制的首领们。他们在原始公社成员创造出剩余产品而可以侵占时，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大肆侵吞公有财产，最终从内部导致了公有制的完结。而“在现代各国人民那里，工业和贸易瓦解了封建的共同体形式。”如今，在我国由传统的公有制向市场经济转化、过渡的阶段，这种假公挤私、以权谋私，以致防不胜防、堵不胜堵的现象，到底是偶然的、个别的、可以有效制止的呢，还是一种必然的、不可阻挡、由客观规律在背后使然的呢？由此可以考虑选择我们对待公有制的战略和策略：首先对“公有制进行清理和精简。对必不可少的、属于社会公共事物管理的公有制，把其变为真正的、不是个别人决策、而是由公众决策（不仅是监督）的公有制，从而得以维护、保持其生命力而不倒；对可有可无的“公有制”，还是顺其自然，通过什么合适的方式，让公有财产损失最小、让人民所受痛苦最少的途径，让其合法而又合理地、和平地过渡过去便了。

注：此文经删节后发表在2001年4月24日《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