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科学和理性战胜“非典”

管 荣 开

前言：这是2003年我国“非典型性肺炎”过后写的文章，一直没有发表。本来以为没用了。

事隔17年后，现在又发生了武汉病毒性肺炎，特在此发表，或许有些参考作用。

目 录

一、非典型性肺炎：一场猛烈的灾难

二、医疗部门医治的科学和理性

三、SARS病毒研究的科学和理性

四、社会性预防的科学和理性

五、政府部门管理的科学和理性

（一） 卫生主管部门

（二） 工商、物价和质检部门

（三） 交通、运输部门

（四） 公安、司法部门

（五）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六） 财政、税务部门

六、城乡各地组织的科学和理性

七、民主党派参政的科学和理性

八、经济学界和经济实业界的科学和理性

九、媒体报道的科学和理性

十、社会改革的科学和理性

十一、防治紧抓不懈的科学和理性

常言说：经一事，长一智。进一步说：经大事，长大智。

什么叫大事？就个人来说，大事就是关系到事业、荣辱，甚至命运、生死的事；对国家、民族来说，大事就是关系到盛衰、前途，甚至安危、兴亡的事。这样的事一般称为“事件”。如1986年4月26日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泄露事件、2001年恐怖分子袭击美国纽约国贸大厦的“9·11事件”等。近半年多以来的非典型性肺炎及其防治对于中国来说也可以称得上是这样的一件大事。

每经过一件事人们就可以取得经验教训。经过小事取得的经验教训多是感性的，是比较粗浅的、表层的。而经历一件大事，人们就可以长很多见识。这种见识多是深刻的、刻骨铭心的。归结起来就是两点：一是科学，二是理性。

科学，就是正确认识事物，就是认识事物的客观的、真实的、内在的联系，就是“求真”。真知就是科学。

理性，就是正确改造事物，就是切实遵循客观规律来改造事物，按照人类的美好理想和最大幸福的目标来改造事物，通过最经济、有效的途径来改造事物，就是“向善”。善行就是理性。

没有科学，就没有理性；但有了科学，并不一定就有理性。非典事件的形成和传播是因为人类缺乏科学和理性，而非典疫性的防治则要靠人民和政府发扬科学，讲究理性。只有靠科学和理性，人类才能彻底战胜非典，战胜一切自然灾害和社会祸害，求得生存和发展。

科学和理性、真知和善行加起来，就是智慧。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充分运用科学技术力量，坚决打赢防治非典型性肺炎的攻坚战。

温家宝总理说，一个伟大和智慧的民族，从灾难中一定会学到比平时多得多的东西，一定会懂得比平时多得多的道理，一定会掌握比平时多得多的科学。

经大事就能长大智慧。

注：据《辞海》的注释，理性一般指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和思维活动。实际上中外各哲学学派对“理性”有不同的理解。我取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之解释并改造之，凡合乎自然和合乎人性的行为即是理性，并与“符合客观实际的思想观点即是科学”的概念相区别，并与之相联系、相对照。

一、非典型性肺炎：一场猛烈的灾难

2003年的春夏之交，一场猛烈的急性传染病——非典型性肺炎袭击了地球上的人类，袭击了中国。2003年上半年，继伊拉克战争之后，非典型性肺炎疫情及其防治转而成为全球的眼球关注的新焦点。而在中国，继广东、香港之后，北京于四月份成了世界关注的中心。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对全球非典型肺炎疫情的统计，在日内瓦时间4月26日17时，累计发现病例4836人人，死亡病例293人。中国内地截至4月27日10时，共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病例2914例，死亡131例。5月2日，世卫组织更新SARS病例定义，病患者已达5865例，死亡391例，新增212例，新增病例主要在中国：大陆有187例，内地176例，香港11例；死亡11例。其中北京病例96例，死亡9例，死亡累计病例达到91例。

“非典”是一场猛烈的灾难。不说它 “突出其来”是因为它的“爆发”总要有个过程。非典袭来如大敌。大敌当前，人类应当消除隔阂，减少磨擦，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迎战非典，人类应当清醒头脑，克服盲目，重视科学，增强理性。当年，火与电在人类未有认识之前，也是一种可怕的怪物；在人们认识和掌握了它们的科学规律之后，变成了服服帖帖为人类服务、人们一刻不能离开的工具。人们认识了原子能，但非理性使它被用来制造原子弹，而理性使人们用它来发电、作动力。今天，掌握了现代科学的人类一定能够认清非典病毒的真面目，充分发挥理性的人类也一定能使非典疫病得到根治。

二、医疗部门医治的科学和理性

在我国部分地区发生非典型肺炎流行的重大灾害面前，在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刻，广大医护工作者始终战斗最前线，为人民奉献着爱心。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广大的医护人员恪尽职守，救死扶伤，无私奉献，把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表现出了良好的职业道德、崇高的思想品质和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她们夜以继日地工作，视患者为亲人，置生死于度外，用自己的知识与技术、劳动与汗水捍卫着人民群众的健康，谱写出一曲曲新时代的奉献之歌，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和赞誉。国务院副总理兼卫生部部长吴仪对全国护理工作者的慰问，也是对全体医护工作者的慰问，充分表达了全国人民衷心感谢的心声！

无知无畏最可畏！“无知”就是缺乏科学知识。非典初期对“非典”病毒特性及流行病学知识所知甚少，如果此时的人们理性一些，怀有适当的恐惧心理，避之唯恐不及，则被感染的机会就少得多。如果在此时因为某种原因或工作关系躲避不开，如医护人员，则多加小心就是理性；而在缺乏科学知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下，“临危不惧”、“奋不顾身”很容易导致盲目牺牲，所谓“无所畏惧”则是缺乏理性，这样造成的损失就要大得多，后果要严重得多。因为他（她）们的倒下不仅是他（她）们自己的损失，而且是病人的增加、医护力量的减少，而且是对医护需要量的再增大。所以说：无知再加上无畏是最可畏的。

医疗部门的职责是救死扶伤。通过科学研究和医疗实践，人们认识疾病及其传染的规律，就是为了运用正确的医治方法治好病人；在面对传染病的时候，保护好自己则是理性的体现。在荷枪实弹的战场上，“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最高原则。在没有硝烟的医疗战场上也是这样。在严肃、严酷的医疗实践中，在医治甚至抢救患者的同时，必须要切实保护好医护人员自己。因为他（她）们的倒下不仅是他（她）们自己的损失，而且是病人的增加、医护力量的减少，而且是对医护需要量的再增大。所以，在医疗实践中，在提倡无私无畏奉献精神的同时，更重要和更首要的是发扬科学的精神，采取理性的行动。胡锦涛总书记对邓练贤医生不幸因公殉职的深切悼念和对其家属的亲切慰问，也表达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战斗在防治“非典”第一线的广大医务工作者的亲切关怀和爱护。对生命的关爱不仅应该给予患者，也同样应该给予医者。应该提出“保护自己，治好病人”和“医护人员要加强自我防护”的口号，并落实到救治工作的具体行动中。因此，对在医疗工作中牺牲的医护工作者勇敢精神应该表扬，而对无所畏惧的作法不应该提倡，该畏惧的还是要畏惧；对他们的勇敢精神应该提倡，但对他们的牺牲不应该让人们学习、效仿，而应该提醒人们警惕、避免。这才是彻底的理性。后来，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装备研究所和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研制成功的传染病员负压救护车、传染病运送隔离舱、正压医用安全防护头罩、生物防护服、生物防护口罩等5个生物装备投入生产。医护装备用品的研制需要科学，在关键时刻投入生产、迅速用于对医护人员加强保护。近来，包括小汤山医院在内的许多医院对防治非典的一线人员实行轮换休息制度，组织新一批人员适时来替换他们，实在是一种非常必要和重要的理性举措。

三、SARS病毒研究的科学和理性

对医疗部门来说，对疾病的正确认识需要医学科学。“非典”发现以来，世界各国科学家或分别或联合加紧对其展开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逐步加深了对非典病毒的认识。

非典型性肺炎的病原体是什么？据病毒学和流行病学，它是一种冠状病毒的新变种。什么是冠状病毒感染？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编写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问答》一书介绍，冠状病毒感染在全世界非常普遍，人群中普遍存在冠状病毒抗体，成年人高于儿童。各国报道的人群抗体阳性率不同，我国人群以往冠状病毒中和抗体阳性率在３０％至６０％。

5月2日，世界卫生组织也更新SARS病例定义，新增符合疑似病例定义者，只要有任何一项检验(包括抗体、病毒核酸或病毒培养检测)结果为阳性，即判定为可能病例。不过接触者调查或研究而采取检体，个案无症状但检验结果为阳性者，并不列入SARS病例。谓高度感染区是指区域内新出现的本土病例，追溯其接触史，无法查明他们和之前确认的可能病例有任何接触。

对病毒的研究是科学，但病毒研究过程却需要理性。世界广大病毒学家为了攻克“非典”病毒这个人类共同的敌人，分别从微观和宏观方面展开研究。从微观方面说，深入了解病毒的内部结构直至它的基因排序，是为了认识它的特性，以便找到治疗它的方法；从宏观方面说，深入了解病毒在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是为了认识病毒的传播途径并切断之。在研究方法上，充分运用现代技术，广泛搜集信息资料，也是尽快取得研究成果的重要保证，是理性的表现。

从对病毒研究的结果看，既然SARS病毒在某些野生动物体内存在，那我们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关系也要相应调整，不是把它们当作敌人，而是当作不疏也不亲的朋友；由必欲杀而食之的“亲密无间”关系改变为保持适应距离、“亲而有间”的理性关系，善待野生动物。

中科院新组建的北京基因组研究所首任所长杨焕明认为，在SARS病毒基因组的测序上，中国本来有可能争得世界第一。因为第一个SARS病人在中国发现，中国科学家应当有机会最早接触到第一手资料，而且中国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研究中心无论是规模还是技术水平，绝不逊于国际同行。但因为我国国有科研机构长期养成的“等任务”的传统习惯，以及部门分割，各自为战，各个系统之间处于相对封闭状态，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合作，耽搁了查出SARS病原的时间。最重要的是，面对突发事件，我们没有一套高速有效的科研应急机制。这次对SARS病毒的研究，全世界的有关科学家大规模、高速度集中全力攻关，过去似乎从来没有过。这是现代生化科学高度发达的结果，也是现代信息传播技术高度发达的结果。中国科学家在SARS攻关研究中，虽然也作了大量努力，但正如杨焕明所讲，中国科研所欠缺的不是硬件，而是组织协调统筹合作的软件，是我们的相对封闭落后的科研体制导致最后功败垂成，真是可惜可叹！这怪不得科研机构和科学家，只能怪我们的体制。这种陈旧僵化的管理体制到底耽误了我们多少科研事业，科研管理的非理性造成了我们多少科研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这真可以作为一个大的科研项目来立项研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魏加宁博士认为，ＳＡＲＳ之所以最终酿成一场危机，固然有其不为人所知等客观原因，但是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失衡和初期危机应对失误，最终导致风险隐患变成现实危机，局部危机变成全面危机。魏加宁博士对这场非典疫情发生再次从社会管理的角度作了中肯的分析。从平日对公共医疗卫生特别是农村医疗卫生的忽视到紧急时刻对突发事件的应对，从平时批评医生收“红包”到现在对“白衣战士”的高度评价直至每人每天发给百元补助，我们都有很多值得认真反思和检讨的地方。真正从制度上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发展科学，壮大医疗卫生事业，尤其需要政府和社会多增加些科学的思考和理性的措施。

四、社会性预防的科学和理性

非典型性肺炎的爆发和传播威胁着千百万人们的生命安全。人们在政府的组织动员下纷纷行动起来，与CARS病毒展开短兵相接的斗争，采取了各种防护手段。其中主要的是消毒和隔离。

卫生部于4月29日公布了《公众预防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指导原则》、5月7日、8日分别公布了《公共场所预防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消毒指导原则》、《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密切接触者判定标准和处理原则（试行）》，并制发了《对从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流行地区返乡民工监测的指导原则》。这其中关于消毒和隔离的原则与市民息息相关，涉及市民生活和单位工作的方方面面。

消毒是防止病毒传染的有效措施之一。各地为防治非典采用了各种消毒的方法。消毒者应该知道：病毒一般潜藏在哪些，哪些病毒该用什么消毒药剂，消毒药剂如何使用等等。这是科学。正确和有效地采用消毒方法措施则是理性。有的地方给汽车外部消毒或者开着洒水车满大街喷洒消毒药液，据科学家说这并没有什么作用，那这种方法就是非理性的；如果知道其无效还这样做，难免有搞形式主义之嫌。对预防措施的指导原则是基于目前对非典病毒的科学认识而提出的，是对当前防范非典的理性指导意见。 它的实质就是要划清有病毒与无病毒的界线，划清消毒的有效性和无效性的界线，划清与非典患者密切接触者与非密切接触者的界线，从而为正确和有效的消毒和隔离提供科学的指导。随着人们对非典病毒科学认识的深化，这些指导原则或许有所调整，但这种理性的指导永远是必要的。

在“非典”疫情在部分地区流行的紧要关头，为切断传染源而实施的“隔离”措施是一项非常关键和有效的措施。这种隔离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及其他有关法规，带有强制性。城市疫区的抗“非典”实践充分证明了实施隔离的巨大效果。1989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对甲类传染病病人和病原携带者，乙类传染病中的艾滋病病人、炭疽中的肺炭疽病人，予以隔离治疗。”。目前，我国政府已经宣布将“非典”列入《传染病防治法》法定传染病进行管理。

隔离是防范非典传播的最重要和最有效的手段，是对自己、对家人、对社会和国家负责任的态度和方式。一旦“事前隔离”措施不当，“事后隔离”代价往往比“事前隔离”高得多。但是，隔离也要有一个度。如何确定隔离的范围是科学，这不仅要靠病理学的知识，而且要靠流行病学的知识。对非典的感染者实行隔离是理性，但无限扩大隔离范围则是非理性。这里的界线就是严格或比较严格、或尽可能严格地区分感染者和非感染者，区分密切接触者、一般接触者和非接触者。正如《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密切接触者判定标准和处理原则（试行）》所规定的“民用航空器舱内非典型肺炎病人或疑似非典型肺炎病人座位的同排和前后各三排座位的全部旅客以及在上述区域内提供客舱服务的乘务员为密切接触者”而非“全舱所有人员”即是。这就要进行认真细致的流行病学调查，这就需要准确的甄别，需要科学的认识和追求科学精神的理性规定。

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的《关于确保交通畅通维护正常经济社会秩序的紧急通知》（第一号），要求各地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采取措施，确保交通畅通，保障人员和物资的正常输送，并要求保证人员的正常往来，维护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各地区要严格坚持健康人员就地预防，疑似病人就地观察，确诊病人就地治疗，但是绝对不能随意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做法。这样既要防止非典疫情传播，又要保障交通运输畅通；既要坚持“三就地”原则，又不能随意限制人身自由，这就是理性行为。还有，既要对非典病患者实行严格隔离，又要对被隔离人员同时伴随有关爱，这也是理性。对被隔离歧视则是非理性行为。有的农村地区出现“歧视性隔离”，对其原因要做客观的、理性的分析，政府应该出面制止。但同时做到这两方面的要求很不容易。因此才需要科学精神的伴随。形而上学最省力，但它不能解决问题，甚至把事情搞糟。有些住宅小区在大门口贴出告示：“在‘非典’流行期间，严禁外来人员进入！”其实就是把“外来人员”与“非典”混同起来，显然是缺乏理性的；相比之下，对外来人员检测体温、有分别地采取措施则是理性的。有些地方隔离者和被隔离者有发生对抗的现象，这或者因为隔离措施过于强硬，或者因为被隔离者不明道理，总之，当事者至少有一方、或者就是双方都有缺乏理性的地方。这也正是平时需要加强科学和理性素质教育的原因。

在抗非典关键时刻，一年一度的全国科技活动周又拉开帷幕。广州是广东抗非典主战场，也是全国科技活动周主分会场。如果说非典疾病诊治、预防等方面最终都要依靠科学的话，提高广大市民对非典的预防力，更多地要有赖于唤起大众的科学意识。所以，今年科技活动周的主题定为：“依靠科学，战胜非典”。

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科学和理性意识也要借鉴国外医治传染病的经验。5月3日《 经济观察报 》报道：有世界头号烈性传染病之称的“黑死病”，曾在１４世纪创下过致死４０００万人的可怕纪录。因此，在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５日，当两名怀疑患上“黑死病”的病人住进纽约一家医疗中心时，马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然而，经过市政府及医疗中心公关部门的努力，将这场潜在的恐慌危机迅速化解了。纽约的做法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参考。面对极危险的传染病患者的突然而至，贝思医疗中心的医生和专家、贝思中心工作人员和所在地政府的官员不等不靠，不慌不乱、不扯皮不拖延，各司其职，各干其事，各负其责，真正做到了既分工又协作、既独立又协调，情绪热烈而又镇定，工作紧张而有秩序。这首先得益于他们懂得该病的医学知识，又清楚面对疾病该采取什么行动，是科学和理性的有机结合。这以他们平时的训练有素为基础。这都是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借鉴的。

五、政府部门管理的科学和理性

非典型性肺炎发生以来，防治“非典”成为政府最重要、最紧迫的工作。中共中央党校一位老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此次疫情堪称摆在年轻一代中央新领导人面前的第一场“大考”。现在，给他们打分的除了13亿中国人，还有全世界关注中国的人们。

（一）卫生主管部门

在这场防治非典的斗争中，各地各级卫生主管部门做了大量的领导、组织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并且表现了很大的科学和理性。这是有目共睹的。但从2002年11月16日佛山发现首例病患者到2003年1月2日才报告到广东省卫生厅用了47天，从1月2日卫生厅知晓并决定派调查组到21日才派出调查组用了19天！我们一直把“非典”形容为“突出其来”。确实，相对于“非典”传播的“行动神速”，我们卫生部门的反应真的是太迟钝、工作节奏过于慢吞吞了！面对如此事实，我们是责怪“非典”的“突如其来”，还是应该责怪我们工作的慢节奏和低效率呢？其实，“怨天”是不理性的，对“非典”的无知应该批评我们的医学科研落后；对“非典”的突降应该反省人们自己的反应缓慢。这才是科学的认识和理性的态度。

再者，各地方疾病控制部门做好预防工作并准确、科学地上报疫情也非常重要。如果说对广东卫生部门对“非典”的反应迟钝还只是批评，而国家卫生部长的“慌报军情”又该当何罪？仅是撤职就算完了？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作为卫生部新部长上任后，紧张繁忙地开展工作，从抓紧颁布有关防非典的指导原则和处理原则，到直接布置建立报病网络的具体工作，等等，出现了迥然不同的一片新气象，好象换了一片天地。领导人的转换意味着工作思路、工作作风以及工作效果的转变和改善，领导人非同一般的作用由此可见。什么时候一个部门的工作不因某位领导人的改换而发生大的波动，也就是从制度上加以保证，而不再主要依赖于个人，那我们的领导和管理体制就可以说比较健全、完善了。这不仅要靠管理科学，而且要靠领导理性。

（二）工商、物价和质检部门：

工商管理部门的职责是通过对工商企业的管理，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保证公平交易。工厂、商家的市场交易有它的规律和规则，认识商品的价值规律和规则靠科学，认识人们的心理波动也靠科学；运用现有的手段达到调控市场的目的则要靠理性。

既是市场经济，又是非常时期。古人言：“物以稀为贵”。如果某种货物在某一时刻供不应求，出现稀缺，商家唯一的快速、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涨价来加以抑制和调节。囤积是为了调节供需，抬价也是为了调节供需。如果在此情况下用强制手段维持原价，则购者照购，那商品肯定更加紧缺且更不能满足购者的需要。根本的办法当然是增加供给，就是开辟货源，组织调进；再一个就是通过宣传解释等方法降低人们的人们购买欲，减少商品需求。在非典传播的非常时期，说“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来指责商家，无疑能赚取人们的支持和拥护，但离解决问题还相去甚远。政府要彻底解决物价问题，根本之策也是调节供需。广州对哄抬物价的打击不还是靠“各有关医药生产企业加强生产确保供应”、“生产车间24小时不间断生产保证充足货源”，最后加以解决的吗？

在抗击“非典”的战役中，许多地方的物价管理部门都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通知精神，对相关商品的价格进行了行政干预，这对于保证市场稳定和民心稳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应该说，在发生严重的社会公共危机时，政府对市场实行干预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一旦危机消失，政府在非常时期采取的干预措施就失去了正当性。 “非典”之后，政府应该适时调整危机干预的心理惯势，防止患上“市场干预习惯症”；其次要抵御利益的诱惑，扮演好社会守夜人的角色，埋头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如维持秩序，提供公共品、鼓励竞争、防止垄断。（马荣伟）

质量检查部门是企业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者，在产品质量方面负责维护消费者权益。如何确定哪些商品是假冒伪劣靠科学。“假”与“冒”不同，“伪”与“劣”不等。这要靠明确无误的质量标准和商标法等，而不能仅凭“感觉”，也不是仅靠“生产许可证”等证件。因为获得这一类证件并不只与企业有关，也与主管部门有关。现在办任何一个证件恐怕都要缴一定的费用，而且有的“价格不菲”。平时就应该减少办证的成本，降低企业进入的“门槛”；而在全民抗击非典的特殊时期，对企业生产防治非典用品是否需要特殊对待？如果不是药品本身存在质量问题，那么破例允许它生产销售，然后让它照章纳税，是否比查处查封它对企业、对社会更为有利，作为管理监督行为也更为理性？

有的地方对防治“非典”用品实行只允许定点企业生产的情况，也不尽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组织防治非典药品和其他用品，关键是质量合格，而不在于是哪个企业生产的。在坚持产品质量标准的前提下，应该让企业展开公平竞争，而不应该一开始就“指定”和“定点”。诚然，企业生产总有个历史长短、信誉高低的问题，对一些生产历史长、产品质量信誉高的企业，作为着重采购的对象也是正常的。但在对产品有大量需求时，只相信一些企业、歧视另一些企业，一开始就把它们排除在外还是不公平的。据报道说有的定点企业将生产定货转包给别的厂家生产而出现质量问题。因此，制定严格统一的质量标准是科学，坚持在质量标准面前企业一律平等是理性。

对不合格产品的处理也要靠理性。过去常有报道说对不合格产品在广场上“焚毁”，或用轧道机碾轧，同时通过电视台报道转播。这样做，“轰动效应”是有了，警示作用也有了，但是否还有更好的、起码不产生环境污染或者能使废物得到利用的办法（比如造纸等）？这就需要采取理性的处理方法。这次对防非典的劣质医药和用品只说是“没收”和“罚款”，没有说最后怎么处理。但愿有所改进，不再采用前述办法，以赢得群众的欢迎和支持。

（三）交通、运输部门

为保障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顺利开展，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发出《关于确保交通畅通维护正常经济社会秩序的紧急通知》(第一号)，要求各地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采取措施，确保交通畅通，维护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铁道部15日发出通知，5月18日起，全国铁路实行旅客健康申报卡制度，以便及时准确查找与非典病人曾密切接触的旅客，严防非典借铁路传播。交通部、公安部联合在全国开展打击公路客运无证经营车辆专项整治活动，以消灭道路客运防治非典中的盲区，严禁无证经营车辆和没有消毒证的营运客车从事营运。两部将对查处到的无证经营客运车辆依法从严、从重处罚。对没有消毒证的营运车辆，依法从严处罚。

病毒的传播与人员的流动往往混合在一起。如何做到既防病毒传播又让人员正常流动？如同隔离一样，这个矛盾对流动的旅客比对静止人员确实更难解决。在传染病流行期间让旅客填写健康申报卡、给车辆消毒是理性的。但消毒是实质，挂证是形式；检测是科学，看证是程序。车辆消毒是否可靠？如果司机自己消毒行不行？自己对车辆消毒而无证是否要处罚？检测起来比较费事，而挂证与否一目了然。给车辆消毒要不要收费，收费合理不合理？将“无证经营”与“不消毒运营”一并“从严”“从重”处罚合不合法？这里有一个法律依据问题，有个对管理者的约束问题，有个管理理性问题，还有个相互信任问题。诚信不存在，甚至同样可以怀疑经过交通部门的消毒是否真正消毒；法律不严谨，管理本身无有约束，“管理过度”的问题就可能出现，并同样对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经济运行造成打击和伤害，如新加坡商人对上海的批评那样。在全社会树立言行一致、诚信无欺的良好风气，是理想的要求，也是理性的要求。

（四）公安、司法部门

公安司法部门的职责是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维护社会的公平与安定。公安厅保护社会安定，人民法院维护社会公正，检察院代表人民或者政府通过提起公诉，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具有制衡的职能作用。在社会正常运行时，三者各司其职，各担其事，各负其责。在防治“非典”时期，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严重渎职犯罪，司法人员、执法人员犯罪突出，加强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更加繁重，公安、司法部门的工作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三个部门联手，甚至再与“行政执法部门”紧密配合，共同维护社会治安，显示了国家权力机器的强大无比的威力。在有些地方的公安司法部门的《通告》或《紧急通告》中，“依法”被多次强调；同时也多次强调“从重”、“从快”，强调“严厉打击”。但贪快难免粗疏，粗疏难免出错，错误难免生冤。三个部门再加上行政执法部门同时都介入了，万一出现冤假错案，又由谁来纠正、谁来平反？从理性来说，从法治的健全完善来说，权力之间互相监督制衡还是有必要的，即使在非常时期也要留有一线余地为好。

非典防治指挥部在防治“非典”期间具有超越公安司法的非同一般的权力。某市非典防治指挥部发出一张严禁“非典”时期聚众上访的通告，耐人寻味。中国老百姓自古就有“冤死不告状，饿死不抢劫”的训条；特别是对于自己的“父母官”，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会铤而走险，迈向与之对簿公堂、“民告官”的地步。对于他们来说，为解决某位官员的问题，找更高一级领导“上访”甚至是比到法院“告状”更为有效与便捷的途径。单个老百姓相比政府官员无疑属于绝对的弱者。所谓“集体上访”，无非是要加强上访的声势和力量，以助于克服弱者的恐惧。非典期间，如果某些人不懂传染病知识而聚集到一起，那么，向他们宣传这种知识，自然会使他们做出分散行动的理性选择；如果他们明知传染病的危害而非要“集体上访”，那他们大概已经到了被逼无奈、走投无路的地步。此时，对集体上访完全可以采取更妥当的方式解决处理，如对上访者测体温，要求他们戴口罩，接待人员也戴口罩，所在场所消毒等，不一定非要“严禁”不可。一方面对上访者“严禁”，另一方面对掌握生杀大权的“各级各部门”只轻描淡写地说一句“要关心群众利益，认真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做好社会稳定工作”完事（如果他们真能做到这样，那还会有群众上访的事吗？）特别是把实施执行此通告的权力交由“各县市区政府及市直有关部门”，这在实际上无异于以防“非典”为借口，切断了上访者们的言路甚至活路。这种作法是缺乏理性的。

国务院在全国抗击非典的关键时刻公布和实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标志着中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一步纳入法制化轨道，也标志着中国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进一步完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强调要高度重视法律手段的重要作用，加快建立中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充分运用法律武器坚决打胜非典型肺炎防治攻坚战。《条例》和《传染病防治法》为抗击非典型肺炎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武器。

打胜防治非典战役，要靠科学武器，还靠法律武器。法律武器就是让广大干部群众掌握法律，运用法律，依法履行防治非典中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运用法律应该包括在“理性”之中。说“依法治国”不仅是平时，也应包括“战时”，包括“非常时期”。平常时期有平常之法，非常时期有非常之法。在抗击“非典”期间，人大常委及时通过把“ SARS作为传染病之一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就是“非常之法”。无论何时，既然是法，就要符合法理精神，符合法律规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国传统法律的功用主要在治民，而不在治官，正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在这次 “非典”期间，包括卫生部长、北京市长在内的不少官员因为抗击不力受到撤销党内外职务的惩处。这对推动防治工作和转变旧观念起了很大作用，这就是理性的表现。

（五）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农村“非典”防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国家发展改革委经国务院批准决定调整国债资金投向，在抗击“非典”以来已安排专项投资15．5亿元用于全国疾病预防控制网络建设的基础上，再增加投资8．126亿元，加快“非典”防治设施建设，改善医疗机构的收治能力，有效遏制疫情向农村蔓延。

在防治非典时期，对医疗护理及后勤用品“加强全国各地区之间的调度”又成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主要和突出的任务。而这种问题在计划经济时期是习以为常的，在市场经济发展时期已经大大削弱了，而今又需要再强化一下。多种类、大批量的医护和后勤物资要在各地区间调配、运送，这需要科学策划和科学管理。国家计划体制又紧张运转起来，原国家计委正可谓“轻车熟路”。在平常时期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机制是理性，在非常时期再启用计划经济的调配机制看来也是理性。但在过了非常时期，今后到正常发展市场经济时却不能这样继续下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如何避免“挂新牌，司旧职”、“穿新鞋，走老路”，如何把传统计划经济的工作经验进一步升华转化为国家长远发展的规划科学，则更需要充分发挥管理的理性。

（六）财政、税务部门

当防治非典成了全国最重要、最紧迫的第一位的工作时，各级政府财政紧紧跟上，为防治非典提供了强大的财力支撑。财政部门的职责是搞好财政资金的分配。国家财政应该是“公共财政”，就是要为社会提供公共需要的物品和服务，要把纳税人的钱真正用到公民大众所需要的地方。财政支出边界的清晰划定需要科学，财政资金支出的科学分配需要理性。知道社会有哪些公共物品需求靠科学调查，知道社会对哪些公共物品最急需靠科学了解；统筹分配好有限的财政资金，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公共物品生产的需要、使其达到最大社会经济效益靠理性分配。平时财政资金的分配要注意掌握好轻、重、缓、急；面对非典的肆虐，预防和治疗非典便成为最重大、最急迫的公共需要，筹措和调配资金成为财政部门特别紧急的任务。各级财政部门迅速行动起来，为防治非典做好后勤而努力工作。

为保障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众中“非典”患者及时就医，4月29日，财政部与卫生部下发了《关于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众非典型肺炎患者救治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明确规定对这部分人员中的“非典”患者实行免费医疗救治，所发生的救治费用由政府负担。4月30日，卫生部、财政部、劳动保障部、民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非典型肺炎患者和疑似病人缴纳救治费用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要求医疗机构救治“非典”患者简化手续，并规定检查费用和救治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采取记账方式，事后按有关规定渠道解决。

以前，在所有权、上学、就业、住房、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诸多方面，农民都和城市居民待遇不平等，受到不应有的歧视性待遇。在这次防治“非典”中，对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众“非典”患者一样实行“免费救治”，并进一步“采取措施确保免费救治工作落到实处”，是理性战胜偏见的生动实例，是非常大的理性。说到底，农民虽然生活在农村，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得了病也应该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也应该享受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文明的成果。更不用说，非典传染是不讲“二元结构”的，如果农民被感染了非典，那他再传染的对象可不一定还是农民。因此，或许可以说，这次非典事件对改变我国原来的“社会二元结构”会成为一个新的突破口，成为一个转折的契机。建立严格控制恶性传染病流行蔓延的责任机制，防止外部负效应发生，是政府的公共管理责任。如果政府不能及时有效地发挥作用，外部负效应就难以克服，就会造成社会经济效率损失。因此，国家财政应将控制恶性传染病流行蔓延作为一项特殊的公共事项增加支出费用，并构建防治恶性传染病的责任体系和责任机制。

随着“非典”时期政策的陆续出台，使财政支出结构性问题暴露无遗。中国政府过去的支出项目中心摆在了经济建设方面，而对涉及领域广泛的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社会性支出仅用一个科目来笼统地反映，反差极大。公共支出无论达到多大的规模，配置的范围都应有一个明晰的边界；划定财政支出的清晰边界不仅在各部门之间有必要性和重要性，在各级政府之间也同样如此。要使财政有足够的资金应对非典这类突发性事件，财政必须以“公共风险”为导向，调整公共支出的配置范围。公共风险使公共支出有了终极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刘尚希）

公共财政是政府出资办公共需要的事。为办好公共的事就要靠公共决策、民主决策。也就是说，公共财政必须是民主财政。在防治“非典”时期，我们看到财政拨款常常是政府某官员批准，却很少见到说“经人大批准”。要说防治“非典”事情紧急不假，但即使美、英等多国部队打击伊拉克的战争时期，布什要增加军费拨款还要经国会批准。实际上，就是在平时，财政拨款一般也只是经政府批准即可，人大或者不管，或者只是走走形式。难道我们的人大真的就是“橡皮图章”？在整个抗击“非典”的斗争中，我们常常见到政府采取的各种措施、发布的各种通告，人大部门除了将“非典”纳入《传染病防治法》以外很少见到有其他明显的举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它往往仅是作为立法机构出现。这是同一个概念吗？理性的行动来源于科学的认识。经过“非典”时期的历练，政治科学和法学如何界定人大组织的法律地位和职能作用，将对今后我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秩序产生应有的影响。

六、城乡各地组织的科学和理性

面对非典，地方政府各级领导发扬科学精神，采取理性行动，开展紧张、有秩序而且卓有成效的工作，领导指挥人民群众抗击非典，得到新闻煤体和人民群众的赞扬和讴歌。广东省作为全国首先发现非典病例的省份，省委、省政府在“寒流”袭来时镇定自若，沉着应战，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没日没夜地指挥着抗击非典的战斗，是既讲科学、又充满理性的。最后让“南粤大地又是一派春光明媚”。这是全国各地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人民抗击“非典”并战而胜之的缩影。

让人感到美中不足而有点儿遗憾的是：面对大量的对各级政府的负责人领导得力、指挥有方、工作成效显著的表扬和赞颂的报道，却没有见过哪个领导出来说一句：“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样的话。他们为人民做工作不是完全正常、应当应份的吗？难道这不是他们的本职工作，而是额外的奉献吗？但是，他们似乎对这样的赞颂心安理得，群众对这样的赞颂也习以为常。习惯成自然。如果说煤体报道是真实的、科学的，群众对领导的赞扬是真诚的、理性的，则领导站出来说一句“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样谦恭的话也是比较理性的。

首都北京后来也成了疫情高发区。北京一方面要全力做好本身的防治工作，另一方面又要把疫情控制在北京，不允许向全国扩散，并要求建立严格的领导责任制，采取果断措施。北京市限制民工离京、防止非典扩散的愿望是良好的，但对形势的判断和目标的设立不能说是科学的、实际的；还因为采取措施无力，控制结果最后如何，从当时民工的外流和以后华北各省区的疫情可以看出来。如果北京当初说“因为民工众多，管理困难，有可能流回外地家乡，请各地早做准备”，使华北各省区更早、更清醒地做好应急准备，应该是更科学、更理性、也更符合实际的。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四川农村考察时指出：农村地区的防治非典型肺炎是整个防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要把农村非典防治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抓得紧而又紧，实而又实。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5月21日召开的国务院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再次强调，广大农村要落实各项政策措施，实行群防群控，坚决防止疫病在农村蔓延。控制民工的大规模流动，是切断非典病毒传染的关键。农业部副部长刘坚指出，我国主要通过城乡互动、多部门合作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控制疫情发生城市的民工回乡，使他们留在打工城市。这就要对非典患者和疑似非典病人切实收治。财政部、卫生部5月2日发出紧急通知，规定对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众中的非典患者实行免费医疗救治。民工在城市打工患了非典，一律实行免费治疗。为了保证这个措施的落实，国家已拨出20亿元专项资金。国家还规定，使用农民工的城市企业在疫情发生期间不能解雇农民工。

广大农村地区医疗设施的落后、乡村医生的水平低下、农民的贫困，使得广大农民的健康缺乏保障。温家宝总理在全国农村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要充分认识做好农村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农村防治非典型肺炎是整个疫病防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全国疫病防治的成败。要千方百计确保农村不发生大规模疫情，确保广大农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确保农村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但是，地方上防治“非典”，除了医疗力量的缺乏外，另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财力不足。所以，地方上防治“非典”，地方财政的压力最大。而且越是到基层，资金不足的问题越严重。防治资金不到位，不仅影响到医疗药品、器械、物资的供应，而且影响到医疗队伍人心的稳定。除了中央给与的专项资金外，为满足防治“非典”的必需、急需，地方财政要千方百计筹措资金，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平时已经存在、现在更显突出的问题，特别是农村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体系的建设。虽然好多问题不可能一下子全部解决，但必须看到解决问题的开端、希望和前景。全面、深刻地认识地方公共事业的落后尤其是基层财政困难的问题靠科学，而正确、彻底地解决这些问题要靠理性。

历史上每一次大的传染病暴发后，都会在社会上引起一定的心理恐慌。恐慌之后便是可怕的歧视，对相关病人以及来自疫区人员的歧视。非典疫情发生后，国内许多地方相继出台了一些有违国家法规的“土政策”，个别地方甚至发展到阻断交通的地步。对务工返乡人员的“歧视性隔离”会带来严重的危害，甚至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恐惧产生于无知，产生于不懂科学；歧视产生于恐惧，产生于恐惧之后缺乏理性。对于农村出现的“歧视性隔离”做法，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要及时加以制止。

在谈对农民的“歧视性隔离”之前，还要谈到农民的“歧视性生存”，就是我国的“二元社会结构”问题；具体到与人口流动有关系的是农民工的居住地与就业地的分离。在我国，城市职工就业一般都在所居住地；而随着农村剩余劳力问题严重，农民外出打工的日益增多，他们家在农村、干活在外地、就业地与居住地分离的问题越来越普遍和突出。这除了有增加农民收入、转变农民观念、对农民的解放等正面作用外，也引发了诸如家庭责任、婚姻关系等一系列负面问题。农民工在就业地与居住地间的来回往返就成了经常性的“劳雁纷飞”，他们的辛苦所得有相当一部分给铁路、长途客车做了“贡献”。而今“非典”袭来，就业地虽有“不许企业辞退”政策但实难落实，城市难以容纳；又有“不许出走”的规定而难以回到居住地。他们个人及家庭的工作和生活问题便凸显出来。而突破阻碍回到农村，又处于被隔离村外、“返乡回不了家”的尴尬境地。“防止歧视性隔离”的问题提得好，要解决也不是简单的事，要做细致扎实的工作；而根本解决问题的基础是“消除歧视性生存”。这更不是一朝一夕之功。科学认识这些问题是基础，解决眼前问题的同时考虑解决根本问题、标本兼治的关键还要靠理性。

过去形容中国，一个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另一个是“人口多，底子薄”。前一个说优势，后一个说劣势。要说农村，一个是“广阔的天地”，另一个是“农业最弱，农村最穷，农民最苦”。前一个说优势，后一个说劣势。但说中国的前一个劣势也更适合农村。正因为农村的基本情况如此，一旦受到非典袭击时，便显出极端的脆弱性，引得朝野上下、社会各界，无不为农村、农民问题焦虑不安。防治农村“非典”是政府燃眉之急，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是社会千秋基业。“三农”问题的症结无非是两条：一是人口多、劳力多，二是资金少、收入少。可以设想，如果农村人口不是如此多，农民生活条件不是这样差，非典对农村的威胁也不会这样令人担忧。

由此展开联想：联想到义务教育，农村的义务教育实行不彻底，许多钱还要靠农民自己掏腰包，致使农民素质难以提高；联想到计划生育，计划生育的重点、难点在农村，正是因为农民没有社会保障制度，农民要养儿防老；联想到扩大内需，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农村，但农民收入少；联想到发展经济，发展经济的最大潜力也在农村，但农村人才、资金缺乏。现在让“非典”闹得人们格外关注农村，难道不正是由于平时对农村关注非常不够吗？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就要从防治非典开始，双管齐下：促使人口和劳力向城镇流动，实现人口城镇化；二是到引导资金向农村转移，加强农村和小城镇建设。再具体些，就是城市放松对农民进城的限制，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提供农民进城的条件；二是国家财政切实向农村倾斜，加强农村各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实行全国城乡统筹建设。单就农村来说，就是“输出劳力、人口，输入资金、技术”，以这样的双向流动，并且长期坚持，年积月累，来逐步消除城乡差别，加速全国城乡一体化。

七、民主党派参政的科学和理性

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非典防治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和部署，号召广大成员坚定信心，献计出力，与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共抗病魔，为取得非典防治工作的胜利贡献力量。为做好非典防治工作，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切实履行参政议政职能，充分发挥自身智力密集的优势，向党和政府建言献策。民盟中央建议选择适当时机在全国开展一场大规模爱国卫生活动。民建中央建议不仅要从医学角度诊治非典，还要从管理学角度安排部署防治非典。民进中央建议及早做好应届高中毕业生减压工作。致公党成员建议严密关注非典在城市民工中的传播，严防非典在农村蔓延。九三学社中央提出关于医疗垃圾处理的意见。台盟中央建议组织电视台拍摄并播出一些非典患者和疑似病例在隔离期间的治疗和生活情况，使人们正确认识非典并了解治疗过程，树立战胜病魔的信心。全国工商联建议就非典对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对疫后恢复经济进行前瞻性研究。民革中央要求各级组织积极协助当地党委和政府做好工作。全国工商联充分发挥联系非公有制经济的优势，号召广大会员企业尤其是医药类会员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发扬无私奉献精神，为防治非典做出积极贡献。截至4月30日，全国工商联会员企业已捐款捐药累计7400多万元。民盟中央、民进中央、农工党中央针对本系统医卫界、科技界成员较多的特点，号召他们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站到抗击非典斗争的前列，履行好自己的光荣职责等。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群策群力，战胜非典。民主党派如何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当中发挥实际的而不是形式的作用？或者比在平时发挥更大的作用？如何由仅仅是提议案变成参与决策？由单纯的表扬变为批评与表扬并举？以上民主党派的做法使人见小不见大，感到并不象是某个党派的所作所为，倒象是一个人或者是民间团体的言行。由此想到，在4月20日中央撤换卫生部长、北京市长前，为什么未见哪一个民主党派提出任何批评？这里缺乏的不仅是科学精神，不仅是理性行动，也包括胆识和勇气。具有深长意味的，倒是共产党员、老军医蒋彦永先生最早反映了非典病情的真实和严重情况，为坚持科学、坚持理性、坚持为人民服务和实事求是作出了榜样，是值得民主党派认真思考、努力学习的。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还有的要求基层组织“把防治非典当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抓紧抓实”。非典之疫是危及广大群众生命安全的大事，防治非典就是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为推动防治工作，这个理由就已经够充分、够重大了，难道还需要比这更充分、更重大的什么理由吗？难道只有“政治任务”才是最充分、最重大的任务吗？与此相似的还有 “把某某工作提高到政治的高度来认识”的说法，而且说这话的有许多地方政府的领导同志和工作人员。这就说明这种思想是广泛和普遍存在的。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有关领导权和统治权。为什么只有这样的事才被某些人当作“大事”，需要“高度重视”？难道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真的不如某些人的领导权、统治权更重要吗？这不仅是认识的颠倒，而是理性的丧失。大多数领导者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作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也有少数领导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谋取个人更大权力、向上爬的阶梯。必须要把认识端正过来，把理性恢复起来。

八、经济理论界和经济实业界的科学和理性

“非典”以来，不少经济学家和经济研究机构发挥自己的优势，预测SARS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提出降低其负面影响的政策建议。

经济的发展受各种因素的影响。非典疫情成为当前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对经济的预测首先决定于对非典疫情的预测，非典疫情又决定于对疾病的治疗和预防，关键是对非典的防治力度。对经济受影响的预测靠科学，准确与否靠预测的理性。而减少“非典”的危害、降低它的负面影响才是最关键的。正是对“非典”的防治力度既决定于对非典疫情的认识，又决定着对经济的影响程度。这是一个圆圈。这个圆圈的突破在于对非典疫情的认识是否科学，是否深入；防治措施是否理性，是否能掌握好一个恰当的“度”。打破圆圈的关键在于抗非既要抓紧又要抓准，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抓准了，范围不缩小，才能卓有成效地“抗非”；抓准了，范围不扩大，才能减小或防止对经济的不适当影响，达到即使不“促进”但至少“不促退”经济的目的。再打个比方，对非典防治就好比美国轰炸伊拉克用的“精确制导导弹”，关键在于“精确制导”，措施对准目标，不能偏离。防范措施对准了目标，一方面防范效果好，效率高；另一方面不“伤害无辜”，不影响经济发展。

为保证“非典”期间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中国财政部、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出紧急通知，对受“非典”疫情影响比较突出的部分行业在二00三年五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期间实行税收优惠政策。不仅是中央财政，各地财政、税务部门也纷纷祭出“救市”法宝，如广东、北京、山西、河北甚至江浙地区的一些城市如绍兴、杭州等。由于非典影响了经济发展，宏观财政的调控政策有两种选择：一是财政花更多的钱，刺激经济发展；二是政府“让利”，给企业创造更好的条件。税收优惠政策显然属于后者。这说明政府现在更注重市场的作用，逐步与市场接轨，这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表现。

本次税收减免对受非典影响的行业以及企业非常重要；但因享受减免的行业在全国税收总额中所占比重不大，对全国整体税收的影响有限。认识非典对旅游、餐饮业等第三产业的影响面有多广、程度有多深要靠科学的调查研究，对其实行有针对性的、有选择的、有期限的减免税政策则靠理性的分析和决策。这次减免税体现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即不再只强调政府部门的管理权力而转变为加强服务功能；也体现了政府决策者观念的转变：一是不再只强调企业对国家做贡献而不重视企业的合理负担，二是不再只要求企业顾全大局而是国家要做到实事求是地采取“救市”措施。这一理性的行为将使今后的财政和税收政策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更好地起到宏观经济“扛杆”的调控作用。

现在讲“抗击非典”与“发展经济”要“两手抓”，“一手抓抗非，一手抓经济。”其实应该说“一手抓，一手放。”“抓”是抓“抗非”，既要抓得紧，又抓得准；“放”是放手发展经济，“发展经济”的一手要放得开。这两手中，“抓非典”一手占主导。抗“非典”抓得不紧等于不抓，等于做表面文章，必要的措施要就一定要实行，要通过建立制度甚至用《传染病防治法》的法律约束，不实行就以违法论处；防非典做表面文章的倾向要防止。市场经济又不能只靠政府“抓”来发展，那样就又成了“计划”经济；发展经济靠政府“抓”的倾向也要防止。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根深蒂固、遭遇防非典又使政府权力得以大大强化的时候，一说发展经济马上就提出“政府抓”的口号，就完全证明：一旦有什么时机，我国的市场经济很可能就要走回头路，我们的改革就可能倒退。实际上，香港对受非典冲击较重的如旅游、餐饮、交通等行业或减税或补贴的办法，我国也已经有所借鉴，且已经见到成效。但必须说这不是“手抓”经济，而是“放手”经济。即使对“国有经济”，也仍然是靠体制改革使它们有自我发展的动力和约束的制力，而不是还靠政府来“抓”。而对于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企业，其实都象广东的旅游业界那样，自身具有强烈的求突破、求发展的冲动。它们并不需要别人去“抓”，而只希望减少限制，改善大环境。这都不仅是旅游业、也是经济实业界人士科学的认识和理性的要求。总之，防治非典有“道”亦应有“度”。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组织部分专家的分析，非典对中国就业的影响要大于对GDP的影响。受非典影响最大的行业均属于第三产业，是中国吸纳劳动力的主要产业。在这些领域中就业的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受到很大冲击，成为遭遇非典就业压力的主要群体。说“非典”对就业的影响超过对经济的影响，不仅从影响的程度上是这样，而且从“危害”的意义讲更是这样。“非典”使得经济增长率降低了，可能普遍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但一般尚在可承受之列；而对那些失业的农民工、下岗职工，则是能不能维持温饱、维持生存的问题。所以，抗击“非典”要加强社会公共医疗卫生体系的建设，解决“非典”造成的就业难问题则要加强社会劳动失业保障机制建设。经济增长放慢影响财政收入增长，对有关行业减免税使得财政收入减少；医疗卫生费用增加需要财政支出增加，劳动失业保障需要财政支出增加。又减收又增支，国家财政怎么办？就只有调整支出结构这“华山一条路”：为保障社会公共福利支出，就要减少经济建设支出。这是常修泽教授主张的 “新的发展观”，即不仅要追求“人造财富”(传统的GDP)的增长，而且更要注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绿色GDP”），还要更加关注人自身的健康和全面发展（“人文GDP”）。用“新的发展观”来认识和思考问题靠科学，用新的“新的发展观”来解决和处理问题靠理性。

据国家统计局的分析，非典对经济的影响可能在5、6月份进一步显现出来，因此要求各地统计机构特别要加强对旅游、餐饮、交通、商贸、居民服务业等受害比较严重的行业的调查研究，从统计数据上如实反映这些行业的实际变化情况。统计部门能不能、敢不敢客观、准确、真实地反映实际情况，是对统计工作的一个严峻考验。坚持“不出假数”，做到“真实可信”，是统计工作者的基本职业道德，是《统计法》的起码要求。这也是统计工作坚持理性的表现。要杜绝说假话，就要做到说真话的没有压力，而说假话具有较大的风险，就是提早让人们知道并切身感受到说真话首先对自己有益，而说假话首先对自己有害。这就需要健全法制，特别是严格约束那些给说真话者造成压力的人。实行法治先要假定人是“利益理性”的，然后再理性地设计合适的条款来惩恶扬善。如果法制不健全，如统计局这样强调至少可以减少工作的失误；如果法制不理性，法律就会使人们的正常行为扭曲，去弃善从恶，仅靠统计局的强调就显得力不从心。什么时候类似统计局的这种“强调”成为多余的、不必要的了，那就证明我们的法制真正理性化了，健全完善了。

九、媒体报道的科学和理性

在非典发现和防治的过程中，作为现代社会的信息传播媒介，报纸、电视、互联网成为非常事件强有力的宣传者和推波助澜者。而报纸上网，网评见报，重大消息上电视，三者不再相互分离，而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事实了解的真实性和及时性是新闻报道的生命。对于新闻媒体来说，真实性就是科学，及时性就是理性。真实性使新闻不是“传闻”，及时性使新闻不是“旧闻”。努力达到真实性、及时性是新闻媒体永远追求的目标。早在1840年9月，美国人在广州办的英文月刊《中国丛报》中就说：“为公众服务的新闻记者，人民通常地理所当然地期望他们对于重要事件，像现在那些与公众利益有关事件，不能保持沉默。”“新闻记者在报道时，也要对公众采取公正立场，负责把事件的整个真相原原本本地说出来。”“不能保持沉默”就是要及时报道，就是新闻的及时性；“原原本本地说出整个真相”就是新闻的真实性。以这两条衡量我们的新闻媒介，从本文前已引述的大量关于“非典”的报道来看，基本上是做到了。但也可以从少部分报道中看出某些煤体在科学和理性方面的欠缺和差距。

2003年02月20日《南方日报》的长篇报道《广东抗击非典型肺炎实录》基本符合事实。但让人感到不解的是它并没有按事件发生的自然时间顺序和群众的思维习惯来描述，而采用倒叙的手法，先写省委、省政府的领导有力，再写卫生厅的指挥有方。这难道是按照领导级别的高低来排序的吗？该报道令人遗憾的还有：在正确地突出领导的高明、强调领导的重大作用时，却不恰当地以“群体的恐惧和失序”的愚昧行为，比如举人们“慌乱”、“抢购”等事例为铺垫，甚至以商家的投机和造假等违法行为来反衬。这样难免使描写有欠科学性。在人们对“非典”一无所知时，由它导致的疾病和死亡难道不令人恐惧吗？在“很多学校都用食醋熏蒸消毒”时，老百姓抢购食醋难道是应该指责的吗？况且参加抢购的也未必没有机关、单位。这表明他们平时接受的科学宣传和教育是很不够的。再者，在“非典”面前，医学家、医疗人员真的如所报道的那样“被派出”、“被召集”，只是被动参战，没有主动调查、研讨、医疗、救治、宣传等积极表现吗？如果他们确实没有，那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象纽约贝思医疗中心的工作人员那样主动灵活地介入医疗呢？对这些问题要清楚了解需要科学，要对千百万读者全面介绍更需要理性。

2003年5月22日 人民网发表了《华北第一例输入性非典患者首次公开个人经历》的报道（“徐丽”为主人公的化名）。从徐丽出差、染病到住院治疗的时间看，与2月20日《南方日报》的报道相对照，我们非常吃惊，更非常气愤。当南方的疫情在无情地残害生命并可怕地扩散蔓延之后，当报纸早已经报道了广东省胜利抗击非典的事迹和经验之后，北方的某些大医院、医生却如徐丽所说的那样对非典疫情茫然不知、毫无准备！而我们的某些新闻媒体也还在照旧对天吹喇叭，大肆粉饰太平！所以一旦“非典”来了就大喊“突如其来”！正如徐丽所深深感叹：“可怕的无知，可恨的盲从！如果新闻资源被很好地用到宣传SARS知识上，那该多好啊。”

新闻媒体如果只是被控制作为政府的喉舌，只为政府说话，那也不要紧，那也是理性的表现；但一定要说清楚，而不要非说是代表人民，不要欺骗人民。“人民”和“政府”不是同一个概念，政府和人民也不是同一个利益群体。只有当战争和如洪水、非典这一类事件同时威胁到人民和政府的共同利益时，政府和人民才能真正站在一起，共同对敌。一般情况下并不都是这样。报纸主权应该多元化，人民则应该拥有自己的、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报纸，真正说自己的话，反映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心意。从非典事件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来看，这已经不只是一个新闻自由的问题，也不仅是一个知情权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广大民众的身家性命的生死悠关的大事！从理性出发，人民对此再也不能等闲视之了！

今年3月，时任国家卫生部部长的张文康会见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介绍广东省非典型肺炎的有关情况，称目前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绝大部分患者已经陆续康复痊愈，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正常。4月3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记者招待会，张文康向中外记者介绍中国防治非典型肺炎的有关情况，再次说：“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在中国工作、生活，包括旅游，都是安全的。”那时距离北京抗击ＳＡＲＳ最紧张时刻的到来尚有大概半个月时间。掩盖真相是一种无知。政府官员掌握着民众授予的公共权力，承担着处理社会事务的责任。21世纪是一个信息开放的时代，报纸、电视、网络这些媒介无时无刻不在传播着大量的信息，特别是网络，一个人很容易把各种信息广泛传播，所以企图掩盖真相是与透明、高效的政府改革方向是相违背的，是不科学不理性的。

因率先披露北京“非典”疫情而受到海外媒体关注的解放军总医院退休教授蒋彦永今年七十二岁，退休前是解放军总医院的外科主任、中华外科学会北京分会委员、全国肿瘤学会全军肿瘤专业组副组长，曾发表过四十多篇论文，著有《胃肠病学手术》等著作，至今还带着两名博士研究生，在工作中，以医术精湛和对病人充满爱心而闻名。他说：“我应该把学到的本领更好地运用于病人，竭尽全力为更多的病人解除痛苦，这也体现了母校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精神。”4月4日，蒋彦永写了那封对于中国抗击ＳＡＲＳ的进程有标志性意义的署名信。蒋彦永的这封信先是在4月4日、5日两天内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分别发给了两家媒体，但没有得到回应。他在信中希望新闻媒体“用新闻工作者的正直呼声，参加到这一和ＳＡＲＳ斗争的行列中来”。美国《时代周刊》在4月8日《北京遭到ＳＡＲＳ袭击》的文章中，引用了这封信。世界卫生组织以这封信为线索之一，加紧了对北京的考察。4月11日，此前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排除出疫区行列的北京重新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疫区。他说：“我觉得医生不说真话，死人要多，国家要吃亏。”蒋彦永写那封署名信的原因非常简单。《财经》杂志认为，中国ＳＡＲＳ疫情信息披露日益透明化，蒋彦永功不可没，并称他为“诚实的医生”。

古代有个寓言，叫做《失火谢客》，说的是有一户人家做饭的灶台不合格，被来家的客人发现了，就告诉主人应该修理，但主人置之不理。不几天这家在做饭时果真失火了。火被扑灭后，主人对来救火的人们表示感谢。但有人告诉他，最应该感谢的是提前警告过他的那位客人。

与“无知无畏最可畏”相反，有知无畏最可敬。正如科学家布鲁诺为宣传“日心说”而不顾被顽固的教会势力用火烧死、北大教授马寅初先生顶着巨大的压力坚持宣传“新人口论”一样，掌握了科学真知的人为了坚持真理而宣传科学知识、不惧怕任何压力和危险的人，是最可敬的。蒋彦永先生就是这样“可敬”的人。

非典发生后，人们对战斗在最前线的医护人员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和热烈的赞颂，尊称他们为“白衣天使”。这是完全应该的，是理性的行为。但不应该和不理性的是：把那位最先提出防范忠告并引起社会上下严重注意的功臣、共产党员、老军医蒋彦永教授忘记了。正是这位蒋教授遵从科学的认识和对人民极端负责精神的指导，才做出了这一无私无畏的理性的壮举。他不仅应该享受“没有压力”的平静生活（任何一位平民都应该享受这种生活），不仅应该享受高级专家待遇（任何一位高级专家都应享受这种待遇），而且，他尤其应该受到最崇高的敬仰，应该受到最热烈的赞颂。难道他不应该称为中国医学界乃至国民的英雄、不应该受到真正英雄的礼遇吗？在全社会最缺乏诚信并正在大力推崇诚信的时期，他老人家难道不应该被评为国家最高级的“诚信大师”吗？

十、社会改革的科学和理性

“非典”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对我国正常的社会、经济等秩序造成严重冲击。这次危机至少在近期对发育良好的中国经济是灾难性的。从好的或善良的一面看，“非典”疫情的出现，也是对我国改革开放的一次总检验。通过这次危机，使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尚未解决的、与开放社会不相适应的的各种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得到充分的暴露，使各方面对旧体制的弊病及加快推进相关体制改革的迫切性有了更深刻、更直接、更切肤的感受和认识，为深化相关体制改革提供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群众基础。从这个意义上，“非典”疫情既是改革进程中的危机，也是实现改革新突破的转机。（唐新林）在抗非典战役中，中国人从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同时表现出自己的优势与劣势。中国人如果能扬长避短，锐意改革，“非典”必将成为坏事变好事、推进中国新一轮发展的宝贵契机。

“非典”何以成为契机？因为“非典”是全人类的敌人，在“非典”的肆虐面前，人们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使在平时互相矛盾甚至对立的利益集团，在它面前也趋于和解。“非典”创造了这样的机会，这就是它之所以成为“契机”的根本原因。如果利用这个机会，把旧有的问题解决，把原来的矛盾化开，危机就真正变为“契机”。如果不是这样，危机一过，和解的气氛也随之消散，旧有的矛盾依然如故，则“契机”也就无所谓契机。“契机”没有抓住，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在当前的中国，“非典”是一个重大契机，还有一个重大契机就是领导班子的更新。但改革要迈出实质性的步伐，还要有一个条件，就是民众素质的提高。这是改革的坚实基础，也是改革的根本推动力。而构建这个基础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非典危机要转化成契机，需要准备的不是哪一个人的头脑，而是全国大多数人的头脑。这并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所能奏效的。

“非典”期间，由于防治疫情的需要，集中指挥的强度大大增加了，政府的权力大大扩张了。对于计划经济后的这一次重新集权，在非典过后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是继续强化下去还是仍然朝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回到改革开放的路线？我国市场经济今后的发展需要更为宽松的环境。所以，这次“非典”的危机能否变成发展契机的问题，乐观的结论还不能下得太早，还要观察一段再作最后的结论。这也是理性的考虑。现在特别提出此问题说一说，强调其重要性，再让大家议一议，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也应该是理性的选择。

中国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大范围处分失职官员。近一个月来，中国已有１２０多名中央和地方官员因为防治非典型肺炎不力而受到惩处，范围涉及全国近一半的省、直辖市、自治区，被免职的人员包括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原北京市市长孟学农这样的省部级高官。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多次强调，各级干部要把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社会学家们指出，中国用法律明确对失职干部的处罚是一大进步。这必将促进中国干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意识的增强和工作方式的转变。

干部的权力和责任应该是对称的：有多大的权力就应该有多大的责任；而没有尽到责任就应该被剥夺权力，不然群众要你何用？因为失职而造成民众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还应该受到惩罚直至以渎职罪受法律的制裁，不应只是罢官了事。不仅在非常时期对不负责任的官员要及时撤职免官，在正常时期也要建立这样一种官员责任制度。但愿这次对失职干部的处理不会成为特例。透彻了解中国的官民之间、上下级官员之间的关系和中国的行政体制靠科学，而如何抓住当前的时机，进一步改革、改善我国的行政人事制度要靠政治理性。

人的组织肌体受到病菌或病毒的侵害要腐败，整个人受到病菌病毒的侵害要生病。同样，政府官员受到社会病毒的侵害也要腐败，政府机构也要生病。政府官员腐败决不只是个人的思想认识不高、思想观念有问题，而是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防止腐败也不能只是提高认识，不只是表示决心，也不只是“打苍蝇也打老虎”的问题。认识腐败的产生和存在要靠科学，防止官员的腐败要靠理性。中国的老百姓已切身感觉到腐败对自己利益的侵蚀，强烈要求坚决反腐败。中国急需加强吏治，反腐败急需突围。在抗击非典的时刻不忘反对腐败，从4月23日到5月9日，从潘广田到丛福奎再到李嘉廷，短短17天，中国三名“省部级大虫”被公审后获判重刑。如同在日韩举办世界杯足球赛时韩国对总统金大中的儿子照样抓捕不误，说明中国政府也是在“两手抓”、“两不误”。

在防治非典时期惩治腐败，尤其要借鉴防治非典的经验教训。一是要预防为主，二是要信息公开化。理性地防止官员的腐败与防止非典对人体的侵害一样，要从预防入手，以防为主。不要等问题成了堆，“小贪”养成了“大贪”、“苍蝇”养成了“老虎”再去惩治，而是要把腐败“扼杀在摇篮之中”。这样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既少遭受损失，腐败者个人也可以得到挽救而不致于“病入膏肓”，不可救药。还要象防治非典从“疫情公开”抓起一样，防治腐败从公款支出公开入手，建立一套能使人人知道的公款使用公开、财政资金支出透明的制度，从根子上预防腐败；要象防治非典对患者、接触者与非接触者严格隔离那样，对腐败可疑分子给以隔离审查，让广大群众予以监督，对确实腐败分子给予猛药治疗。唯其如此，我们的社会才能象卓有成效地防治非典那样，成功遏制住社会腐败病毒的扩散和蔓延。

清华紫光股份公司副总裁王依群谈到，谈抗“非典”需要应急指挥系统。采用现代化的应急指挥系统，对于处理像非典型肺炎这样的紧急突发事件，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建立一个全方位的沟通平台，保证行政部门和信息前端采集点之间的政令畅通是抗“非典”指挥决策的关键。在多元信息系统正常运作的状况下，即便突发事件袭来，一个地方或部门反应不及时，其他地方或部门也可以迅速反应，从而引起决策层的注意，并作出应急反应，将突发事件的损害减少到最小。发展应对突发事态的机制，建立纵横贯通的应急指挥系统，应该成为当前抗击“非典”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研究和制作现代化的应急指挥系统的硬件是科学，建立和运用现代化的应急指挥系统是理性。这样的应急系统不仅可以从技术上治疗官僚机构反应迟钝的弊病，还可能从制度上治疗其官僚主义的病根。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对于官僚主义者，除了利用法制惩处以外，“聪明的人们宁可用机器人来逐步地代替他们。”“在电子计算机时代，一部分管理工作的自动化并不是多么遥远的幻想，而很可能是未来人类与官僚主义作斗争的手段之一。”（孙越生）

还有，非典开始从南向北肆虐，各地并没有全力以赴拿着当回事，直到国务院召开会议，免除了两位防治非典不力的高官的职务，各级部门才真正把非典重视起来。如果地方自己就把出现的问题解决了，或者说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岂不更好？假如人人、事事都要要惊动国务院，要一个一个的解决，不知道要拖延到什么时候。

但是，“把事情做好”的目的仅仅是“少给上级部门添些乱子”显然是传统观念。囿于这种观念，出现大事请示上级直至中央，添些小乱保证不添大乱，保证自己不犯错误，不受处罚，对地方官来说是更大的理性。更深一层的道理，就是我国的领导体制是“统一领导，分级管理”，领导权在最高层，地方各级只有管理权。领导权和管理权有什么区别？要说清楚也不容易，要说简单，就是下级能解决的就解决，或者说能压下去的就压下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有些大事自己解决不了，或不知如何处理，则需请示上级，要靠上级拍板定夺。再者，我们的法制还不健全，各级政府的职责、权限还不十分明确，还不能完全根据法律办事，往往要按照上级的意图行事。第三，各级领导是靠上级任命的，因此一般只是对上级负责；人大选举多是形式，他们实际上并没有“人民赋予自己的神圣的职责”，因此不是直接对选民负责。明白了这些，就可以回答“为什么应该做的事情不好好做呢？为什么还要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以后才加大工作的力度呢？”这样的问题了，就可以明白他们为什么没有“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尽好他们应尽的义务”了。只有从现实的体制上、制度上保证“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出现了问题不推诿、不扯皮”，才是“一个一心为民的好官，给百姓造福”，才能使“我们的事业更加兴旺发达” 。因此现实的理性是坚持不懈地进行制度改革。

一个市场经济体中的政府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应该正确发挥政府的力量，主导组织社会力量，实现互动，注意吸收和发挥社会智力和其他资源。在危机应对和重振经济的小组中，不应只有中央政府官员，也不应只有政府官员，而应该组成跨界别、跨组织甚至跨国界的领导小组，才能全方位地做好重振工作。这是伟达中国区总经理石杰飞给非典后的中国政府提出的建议。

非典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由“非典”危机引发的改革压力波及到的政治社会的方方面面：从罢黜渎职官员到惩治腐败分子，从提高政府工作的高效率到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从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权限到明确行政与立法、司法的责任、权限，再到扩大社会民众、团体包括新闻煤体的参政议政的权利与增强其能力，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值得人们深长思之，并付之于改革的实际行动。思考是要科学的思考，行动是要理性的行动。改革不怕慢，只要坚持推进，就能取得成效。改革就怕“站”，怕停下来止步不前；改革还怕“变”，一会儿改过来一会儿改过去，怕出现反复；改革还怕“乱”，还要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进行。在世界大潮的推动和中国改革惯性的作用下，改革势不可挡。改革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改革的过程又是艰难的。认识改革的必然性和现实性靠科学，坚持不懈地稳步推进和有效实施改革措施要靠理性。这包括政治家的理性，还有人民的理性。

十一、防治紧抓不懈的科学和理性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5月11日在山西省考察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时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以对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工作部署，恪尽职守，狠抓落实，坚决打赢“非典”防治这场硬仗，确保每一个患者都能及时得到收治，每一个传染源都能及时隔断，每一个隐患都能及时消除。决不能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

全国非典型肺炎防治组疫情分析专家徐德忠5月14日指出，当前全国非典疫情虽然呈波动式下降趋势，但现在远不能说疫情已经稳定，仍需密切注意疫情反弹。非典的特性当前还是一“触”即发，即和非典病人无防护接触的患病机率很大。从北京的人口密度、病患总数等方面统计分析，还需要一到两个月的持续考察。

作出目前非典防治工作“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仍十分艰巨”的判断是科学的。这一是因为对非典传染病还没有完全的认识，二是对疫情的防治工作现状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这样，做出“绝不能掉以轻心，要继续抓紧防治工作”的决定就是理性的。另外，区别情况，分别对待，具体指导，也是非常理性的。如在广东等疫情早发地区，要充分认识非典疫情的复杂性和反复性，进一步巩固防治成果，防止疫情反弹。北京及华北地区作为全国防治工作重点，要狠抓薄弱环节，实施积极防御方针，继续降低发病率，提高治愈率等。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卫生部长吴仪在日内瓦举行的第５６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发言时坦诚地指出，在疫病发生的初期，中国政府对这场疫情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公共卫生系统存在缺陷，防治工作在一段时间内有些被动。吴仪说：现在中国的非典防治工作基本走上了有序的轨道。虽然近期疫情较为平稳，但形势依然严峻。“我们深刻认识到非典防治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和反复性，丝毫不会掉以轻心。” 吴仪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从道义、资金、物质和技术等方面理解、支持和援助中国的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致以诚挚的谢意。吴仪向大会提出三项建议：第一，充分发挥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卫生事务中的作用，加强国际合作。有必要设立抗击非典的全球基金，中国愿意为此作出贡献。 第二，建立和完善全球应急机制，提高应对重大疾病灾害的能力。第三，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必须同步协调，互相促进。

吴仪副总理的发言体现了科学和理性的完美结合。科学和理性的光辉将继续照耀今后抗击“非典”的道路。人类用科学和理性必定能战胜“非典”这个瘟神！

单位：河北省财政厅科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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