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四、明星、插曲、影院、观众

——电影片内片外的联系

1987年春节晚会，著名演员刘伟、冯巩合说的相声《巧对影联》赢得了满场观众的会心欢笑和阵阵掌声。当时的创作者董铁良、薛永年匠心独运，用老电影片名凑成对联，编成相声。这其中一字的片名一对——“药”对“灯”；二字的两对——“熊迹”对“蛇案”、“伤逝”对“情探”；三字的五对，如“夜茫茫”对“路漫漫”、“红楼梦”对“白蛇传”；四字的十三对，如“兵临城下”对“挺进中原”、“突破乌江”对“智取华山”等。还有五字的三对、六字和七字的各两对；令人赞叹的是影名组合对，如“英俊少年马可波罗”对“卖花姑娘叶塞尼亚”，两个字面意思相通的影名连起来组对，共16个片名组成四对；最奇妙以至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压轴的长联，由一长串的片名组成对联，而且连接起来的每一联都有意境，相应的下联还要对仗工整。如“英俊少年马可波罗参加过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对“卖花姑娘叶塞尼亚卖的是马兰花、苦菜花、锦上添花”。这段相声中的电影名总计达75对即150部电影！一段相声把这么多部电影串连起来，再加上演员幽默诙谐的表演，勾起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对熟悉和喜爱电影的美好回忆。

而把电影与广大观众联系起来的是遍及城镇的影院。城市的影院大的可以容纳两三千人，小的也能接待几百人。而县城的影院好像大礼堂，体现着这个县的文化水平和氛围。影院里边的坐位多是固定在木桩上的方形长木，前面挂一块白色银幕，开会唱戏演节目时卷上去，放电影时垂下来。那时的票价也都很便宜，黑白片的一角或一角五分，彩色的二角或二角五分。人们买了票鱼贯进入影院，认识的互相打招呼，坐下还要热烈交谈，急切而又兴奋地等待开映。一旦放映机开始转动，嘈杂的声音即刻安静了。当银幕上某制片厂的标识放出四散光芒的时候，人们的身心立刻放松下来，聚精会神地观看，情绪随着银幕和扩音器发出的声光变幻而起伏，时而欢乐、时而忧伤，时而屏息，时而鼓掌。改革开放以前，看电影是一种非常有趣味的娱乐、有情调的消遣、有品位的生活。小青年搞对象，一起看场电影是很不错的选择。

农村有影院的不多，但都有宽阔的场院，麦收、秋收时做打谷场，农闲时正适合放电影，此时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交场合。场院中间立两根高杆，拉起一片银幕，在适当的距离摆一台放映机，银幕的正面、背面都可以观看，当然背面的效果要差一些。村里搞什么重大活动，谁家办什么红白之事，都可以掏出几十块钱请电影队来放一场，让本村甚至外村的老乡亲们都来乐呵一下，对于缺少娱乐活动的农村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附近十里八里的村民像赶大集一样，到时候仨一群俩一伙的如约前来，在凉风习习的晚上享受一顿精神大餐，不也快哉。

电影的主要演员统称主角、是电影的灵魂，也是联系观众与剧情的关节点。他（她）们的一举一动、一笑一颦表达着饰演角色的喜怒哀乐，体现了他们的性格特征，也传播着影剧创作者的意图和精神。所以主角特别是正面人物的形象非常重要。男主角最好是浓眉大眼、高大健壮、威武气魄，女主角自然要容貌靓丽、端庄大方、身材娇好，当然主要还靠内在的气质，靠表演的能力即演技。外在形象和内在气质都超好的就被称为“明星”。朴实的斯琴高娃、泼辣的邓婕、坚强的刘晓庆，儒雅的陈道明、气派的唐国强、潇洒的李幼斌，都是著名的优秀演员，甚至被称为表演艺术家。明星能给观众带来美好的精神享受，甚至留下永久的记忆；对于现代追求经济效益的影片来说，他们还能带来可观的票房收入。

每部深入人心的电影作品大多都有美妙的歌曲。电影主题曲是代表影片主题、体现其主要内容和精神的电影插曲。它是电影综合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能表现生活场景的时代特征、民族特征、环境特征，在突出影片的抒情性、戏剧性和气氛方面起着特殊功能。优秀的主题曲还能起到宣传电影、扩大其影响的作用。一首好的主题曲能够让人难以忘怀。许多年以后，或许人们已不记得这部电影，但主题曲唱响时，电影又在脑海里闪现出来。影片《上甘岭》反映的是激烈英勇的抗美援朝战争，《我的祖国》是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歌，由乔羽作词，刘炽作曲，郭兰英演唱。远在异国他乡的志愿军战士在残酷艰险的战斗间隙肯定会思念祖国、家乡和亲人。“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这首主题曲词句朴实亲切如家乡话语，旋律起伏如河水波浪，形象生动活泼如在眼前，再加上歌唱家甜美圆润的演唱，充分表达了年轻战士热爱祖国、想念家乡和亲人的深切浓厚的真实感情，所以深受广大民众喜爱，至今还不时被许多歌手翻唱，经久不衰。

电影对文化的普及有巨大而深远的作用。相声《巧对影联》中这些片名还没说全，比如还有《人欢马叫》《农家乐》对《花好月圆》《喜盈门》、《牛郎织女》《天仙配》对《男婚女嫁》《花为媒》、《不夜城》《万家灯火》对《艳阳天》《江山多娇》等等。这些影片有新出的和早先的，有黑白片彩色片，有战斗片故事片，有生活片戏剧片，有国产片引进片，国产片又有长春厂的、西安厂的、“八一”厂的等等。总之是形式变化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百花齐放琳琅满目，广大群众喜闻乐见。主打片开演之前还往往要放一部短的纪录片，就好像现在的电视新闻一样把国内外近期发生的大事告诉给人们，有的还宣传中央最近制定的方针政策。文革时期的八个“样板戏”如果不是拍成电影，哪里能传播得如此广泛，连老人孩子张口都能唱几嗓子？

说道中国的电影，不能不提《武训传》。武训是清末山东邑县人，出身贫寒，青年时苦于不识字而受人欺骗，决心行乞兴学，以便让穷人的孩子都能读书识字。武训经过多年的乞讨积累了一些钱后，陆续在堂邑柳林集等地办起义学。武训的行乞兴学活动，受到当时统治阶级的赞扬，死后被尊为“义乞”、“乞圣”。电影《武训传》1948年夏筹拍，由表演艺术家赵丹主演，描写和歌颂了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1951年初上映后引起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赞扬者认为这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武训是“值得学习的榜样”；批评者认为《武训传》是一种“有严重错误的作品”。这本是文艺界的正常争论。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认为此片宣传了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反动思想，必须严肃批判。一锤定音，后来《武训传》的讨论就变成了全国性的政治大批判。这严重地混淆了思想艺术和政治问题的界限，使著名的编导孙瑜和主演赵丹受到沉重的打击，40多位演员和有关人士被牵连，给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据统计，1950年我国拍摄故事片29部，1951年仅1部，其后的4年中共拍摄16部。惨痛的历史教训值得后人牢牢记取。电影作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品种，要不要有政治标准和价值规范？这应该是肯定的。这个标准应是维护人民的利益和权力，反映人民的愿望；这种规范应是提高大众的文化和道德水平，满足大众的需求；而最权威的评论者应是广大观众，因为他们是买票者，如此而已。

电影艺术源于生活，也应高于生活，但不能违背生活。这要通过正常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和讨论的方式来达到。当年《青松岭》也是一部叫得很响的影片，写的是北方某山区青松岭生产大队，年轻姑娘秀梅不满车把式钱广常带运私货到城里去卖，认为是搞投机倒把，影响集体生产，希望学会赶车，以便把钱广的赶牲口鞭子接过来。某日偷偷赶着队里的马车出来练，不料马惊了，差一点发生事故。大队长周成是秀梅的哥哥，不支持年轻人反而轻信钱广的话批评妹妹。新任党支书支持秀梅等人学赶车。钱广怀恨在心，故意破坏，后来发现他是个逃亡的富农分子。这是个阶级斗争的故事，影片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也不奇怪。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政策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央文件认定农民长途贩运不能叫投机倒把，不再限制农民搞运输和贸易活动。《青松岭》的主题曲是《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而科学“社会主义”应该有确定的内涵，不能含糊不定，此一时彼一时。如果今天“允许搞长途贩运”是社会主义，那么当年的“不允许”就不是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农民是因为种地才被称作“农民”，而不是自小到大只许种地。劳动的权利首先是择业的权利，相应还包括居住以至迁徙的权利。当年影片的创作不是高于生活，而是从概念出发，应政治需要而编造故事。然而不明就里的不少农民朋友看着《青松岭》可能还盲目地欣赏，不辨是非，觉得很好玩。现在看来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今年8月下旬，以「梦圆·奋进」为主题的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如期举行。电影节与和观云影院共同举办特别放映活动，观众可登录网络展映平台观赏新片。如今的电影界有引进的好莱坞大片，有专门在春节前后上映的贺岁片，有各地隆重举办的电影节，有评选优秀影片的金鸡奖和百花奖，可谓花样繁多，翻新迭出。可自从有了电视机，成群结队到影院看电影的人很少了，诺大的容纳几百人的影院每场放映或许就十几、二十几人。票价也水涨船高了，动辄几十元甚至百多元。再到手机普遍到人手一部，全家集体看电视的也少了。人们文化娱乐的选择性大了，自由度高了，能够看到更广阔、更多元、更真实的世界。这是科技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未曾料到的是，2020鼠年肆虐的新冠病毒疫情，竟让城乡各地影剧院统统关闭了半年之久。当年春晚的《巧对影联》反映的电影界盛况已难寻觅，以后还能出现那样繁花似锦的局面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2020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