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提高生育率，国家须给力

——家庭生育与社会环境的联系

刚刚过去的2019年，网上有三篇文章很火。它们都是图文并茂，还附有表格，生动形象，好看易懂；但反映的事实和讨论的问题却令人担忧：都是中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

2019年2月25日的《为什么中国的生育率下降如此之快？》，发在“广东省现代文化产业发展中心”网站，其中说：我国自2016年全面放开二胎以来，原本以为会有一个“补偿性”的生育高峰，而事实却是新生儿数量不升反降。与2016年相比，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下降了88万人。2018年新生儿出生率下降15%。为什么中国生育率下降如此之快？作者经过调查研究发现了若干个原因。

一个多月后的3月30日，Vesta指尖财富网站登载《全球生育率惊人下降，揭秘三大原因与中国国策！》，文中说：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而言，人口都是一项国情国力的风向标，也是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科究人员发现，全球生育率显着下降，其大幅度的变化影响到个人、家庭、社会、经济、环境、文化与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文中提出的问题非常尖锐：为何越来越多的女性不愿多生孩子?未来的人口问题将如何影响中国的国运?

年底的12月30日，育婴王者网站以醒目的标题“人口断崖下跌，新生儿只有1100万？问题有多严重？”撰文，其中披露了近期中国人口调查的一组数字：2019年出生人口大约只有1100万人，而在去年达到1500多万，前年更是有1700多万。结论正如题目所示：中国的出生人口数量正呈现断崖式下跌。

其实，第一篇文章作者发现的影响生育率下降的那些原因，正好说明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种环境因素对它的影响作用。无论“未来的人口问题将如何影响中国的国运”，我们现实的出生率牵连到个人、家庭、单位，受到经济、政治、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且与观念、文化等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作为排在第一位的“适龄妇女数量的持续减少，生育意愿的持续降低”不用多说了。在未来的十年里，处于生育高峰期的女性数量将减少40%以上。这是非常触目惊心的变化。而“民众极低的生育意愿和极高的养育痛苦指数”不过是民众主观的感觉和感受。而作为其背景的客观条件才是最实际和最主要的，需要重点分析。

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在自然经济小生产方式下，以体力劳动为主，生产力水平低，男人是家庭的主宰，妇女只是从属的角色。作为丈夫的男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妻子必须能为家庭生儿育女，延续香火。这是她们对于家庭的义务和责任。若不能生育，或只生女孩儿，丈夫可以续弦再娶再生，合理合法，社会完全能够接受和容忍。在传统社会，养儿是为了防老，到自己上了年纪老有所养。传统家庭的生育要求往往由“爷爷奶奶”老辈人主导决定。家庭之所以必须“有后”，主要还是为了所有的财产能够传承下去，而不致落入外姓人之手。

作为生育妇女来说，生个孩子要做出很多牺牲。准妈妈当然要承担“十月怀胎”之苦，特别是到后期行动不便，劳动和出行困难，有的还需要别人照顾，最后到分娩时刻要忍受很大痛苦，个别甚至有生命危险。有了孩子以后还要照顾他吃喝拉撒睡，这是很繁重、很琐碎又必须很细致的劳动，既费力又费心。当然，孩子是爱情的结晶，是婚姻的果实。如水果甘之如饴，如咖啡苦中有香，如饮茶余味绵长。孩子会给母亲带来无限的乐趣，这又是其它事物不能比拟的。对这种巨大的付出和相应的收益之间比较选择，不同的女人可能持不同的态度，这又与她们的个人和家庭的经历有关。

从襁褓里的婴儿到几岁、十几岁的孩子，期间需要父母付出巨大的关爱与照顾，花费很多的时间、精力和钱财。现代家庭绝大多数都是父母和孩子组成的“小家庭”，而不再是由三世甚至“四世同堂”的大家庭。这样，家庭的生育要求主要由夫妻双方来决定。小家庭对生育的影响也就大致等同于育龄女子个人对生育的决定。而生育家庭要面临较高的就业成本、沉重的教育负担，以及昂贵的房价，这三座大山的存在，在源头上遏制了生育率的提升，直接造成了中国特别是大城市的生育率降低。

关于生育与企业的关系，可以归结到育龄女职工和企业的关系。企业是生产产品、提供社会服务的。它们要组织人力物力财力，生产社会财富，创造价值。企业要计算成本，创造利润，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完全是正当合法的。如果育龄女性在职期间生孩子，不能工作，还要挣工资，领补贴，企业要付出很大的生育成本，却得不到生孩子的收益，总是难以接受的。所谓“企业歧视女性”、不敢轻易招收女员工、不愿意承担生育的社会成本，也是可以理解的。在这方面，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与企业不一样。这类单位职工干部的工资福利由财政拨款发放，职工的工作也不像企业的流水线那样严格要求在岗在位，孕妇耽误的工作可以有别人代干代替，一般不大影响单位的收入和福利，因此具有一定的社会性，有较高的容忍度。

在现代文明社会，女人可以有自己的工作，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生儿育女应该是妻子的权力，是育龄妇女自己的事，也是和丈夫协商的结果，而不再必须要接受家庭或社会外界赋予的压力。这是妇女得到真正解放的根本标志，也是现代社会普遍的和公认的生育观。当育龄妇女认为自己需要孩子，养育孩子可以得到其他活动不能带来的乐趣，因而自觉主动地生育时，家庭和社会也可以从中受益；否则，家庭和社会就必须承担缺少后续人口的风险和危机。

妈妈抚养孩子不仅是自己的经济支出和精力支出，还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掉自己的职场机会、甚至一部分自我。如果社会一方面呼吁女性多生，想要得到“人口红利”，但又不实行有助于她们抚育后代的改善举措，缺少实质性的补助，将生育成本主要落在女性自己头上，这自然让许多人“想生都不敢生”。一个现代化国家要提升生育率，必须降低女性生育成本。生育越益变为社会公共的事。就越需要社会供养的配套措施相应跟上来。还有一个承认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利问题。只有女性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利，而不必担心自己遭到侵害或非婚生子女被社会歧视，她们才愿意生自己想要的孩子而无须顾虑。这就需要社会福利的完善和法律的公平保障，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我国实行极严格的“计划生育”，硬性地规定“每对夫妇只能生一胎”，不仅把它定为“基本国策”，全国“一刀切”，而且具体地实行“领导一把手责任制”、地方评先进“一票否决”；对遵守的发放“独生子女证”，给予一定的补助，对农村家庭违反规定的不仅要罚款几万、十几万元，个别的还要没收财产、拆房；城市家庭违反规定不仅要罚款，职工甚至要被开除公职，何其严厉。结果连这样的困难事情都做到了，甚至矫枉过正。现在我们鼓励生育，决不能再采取那些极端措施，主要应该运用经济性的激励机制，人性化的温柔政策。我们的生育政策也不要搞“一刀切”，不要搞“平均主义”。以后不一定非要“每对夫妇只能生二胎或三胎”。因为有不愿生育的，有不要二胎的，也有愿意多生的，那就放开生育，允许“生育专业户”出现。如果家庭生育三个孩子甚至更多，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就不会这么高，想多生的夫妻就不会望而却步。国家就是要给力，出台优惠政策，加大国家补贴力度，帮助这样的家庭能够承担养育多个孩子的费用。

2020庚子年初开始的全国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斗争还没有完全过去，这期间各地封城闭户，家家都不出门，给了家庭生育一个大好机会。有一个微信段子说：到2028年小学一年级新生入学时，同学们会惊奇地发现，他们的生日都差不多集中在一两个月间。他们去问老师，老师意味深长地对他们说：“这个故事要从八年前的一只蝙蝠讲起。”从现在起再过七八个月，也许中国甚至国外都要出现一个生育高峰，一下子解决了中国以至世界的低生育率问题。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歪打正着，柳暗花明。世间的事情真有许多变数，谁也说不定呐。

2020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