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新世纪中国：加快全国一体化 应对经济全球化

正值新旧世纪交替之际，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而来。所谓经济全球化，其实质就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贸易自由化。“高科技武装的通讯交往、低廉的运输成本、没有国界的自由贸易正在把世界融合为一个惟一的市场”，就是这种趋势的真实写照。

在这种不可阻挡的发展大趋势面前，经济和科技发达的国家自然处在进攻的有利地位，发展中国家则处于防守的劣势。进入新世纪，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相比经济落后的小国总有较大的回旋余地。我们只有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所处的地位，大力借助经济全球化的“东风”，充分发挥我国大一统的政治优势，加快国内经济一体化的步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特别是民间因素，才能在经济全球化中保持和扩大我们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一是消除工农“身份”划分，扩大就业门路，增加群众收入。众所周知，我国长时期内是一个中央集权型的二元经济体制，整个社会形成“内核是干部、中层是职工（工）、外圈是农民（农）”的圈层结构。“干部”位于中间高层，组成领导集团，是社会的核心；“职工”占据了“国营”企事业单位，是“干部”紧密依靠的力量；“农民”处在最下、最外圈层，构成薄弱和不稳定的“基础”。“农民”不仅是职业的称谓，更成为固定身份的“称号”：农民的收入是最少的，农民的地位是最低的。改革开放使这种社会圈层结构受到极大冲击，但从整体上并没有根本改变。人均少得可怜的集体土地对大多数农民来说只是“保命地”、“保险地”，但不会是“致富地”，有时反而成为束缚农民的“绳索”；“减轻农民负担”说了若干年至今未见明显效果，甚至反在加重；以前国有企业职工的诸多福利如劳保、医疗、退休等待遇一般农民丝毫没有，亿万农民剩余劳动力缺乏就业门路少人问津。撇开这些不谈，只讲农民进城打工备受艰辛，却还要被当作“盲流”对待，到要安排“下岗职工”时则首当其冲成为清退的对象。所谓“内需不足”，说到底就是少数人收入高，高到只想购买“洋货”；多数人收入低，低到连“国货”也买不起；主要就是占全国7亿劳动者50%的3.5亿农民的劳动收入太低，占总人口75%的9亿农村居民消费能力太差。我国加入WTO，国内农产品市场将受到严重冲击，首当其冲的自然又是农民。关键是我国以及世界市场不需要这么高比例的农业社会劳动，农民严重“过剩”。要大力解除对农民的身份禁锢，继续放宽对集体土地承包权的限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限制，给其提供比较容易地获得改善自身经济和社会状况的自由宽松条件，促进或至少不再阻挡农民离土、离乡的步伐。使农民充分享受一般的、真正的“国民待遇”，这是比给外企“国民待遇”更为重要得多的大事情。解放生产力，说到底是解放生产者。3.5亿农民的劳动潜力和积极性得不到发挥，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

二是拆除城乡藩篱，促进城乡交流，实现城乡一体化。我国社会经济二元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城乡隔离，就是农民进城难，农民要变成“非农民”难。由此形成“内圈小、外圈大”的社会圈层结构稳固僵硬，难以改变。我国长期实行的户口管理体制是造成工农差别、城乡隔离以及城市化滞后的制度原因。改革开放前的城乡隔离是界限分明的，一个“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制度规定把整个社会人群一分为二，相配套的粮油供应体制、住房分配体制、劳动用工体制好象层层藩篱把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截然隔开，一隔就是二十多年。改革开放了，农村实行生产经营责任制，城市搞国有企业改革以及一系列配套改革，现在又搞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这层层藩篱已经被捅破了好多漏洞，但总的说藩篱还没有完全拆除。农民在城市打工的社会身份、地位、待遇并没有得到公正、切实的法律保障，受歧视、遭虐待的事常有所闻。目前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以至达到空前的3.71：1，正是这种隔离的直接后果。就从对城市化发展道路的讨论来看，无论是主张小城镇道路、中等城市道路抑或大城市道路的专家、学者，即使是很“激进”的改革派人物，分歧的焦点也只是哪条道路更适合“中国国情”，而很少从“农民的权利”角度考虑：农民到底有没有进城的自由？有没有迁徙的权利？有没有到他认为最合适自己的地方（无论是小城镇、中等城市还是大城市）劳动的权利？实际上，无论大城市还是小城镇，其发展都是政府和民间投资的结果；而投资带来劳动机会，劳动者流动的规律则是与投资和劳动机会保持同向。如果政府只是把资金投向大中城市，而仅让农民留在农村，至多也只到小城镇，则这种导向既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一旦实行，必然更加拉大了城乡差距。如果不彻底拔掉城乡之间的藩篱，清除城乡交流道路上的关卡路障，真正实现国内城乡经济的一体化，而以目前这种城乡严重隔离的状态来应对全球一体化，岂不是以散沙迎巨浪，如何经得起冲击？

三是打破所有制界限，搞活产权，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重组。我国长期以来的所谓“计划经济”，也叫“审批经济”，其实就是统制经济；一统天下的国营经济就是“官营经济”， 集体经济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都是国营经济的附庸。结果就是效率普遍低下。改革开放以来，个体、私营经济迅猛发展，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个体、私营经济，其实就是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因其权、责、利的紧密有机结合与官营经济相比有其本质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从目前看，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强大国营（或国有）经济力量自然不可忽视；但要严格管理，特别是要打破原来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允许民营企业与之展开竞争。在本来可以竞争的领域，国有企业的垄断绝对不是为了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其实是为了部门的、小集团的利益，说到底是为了私人利益。对于真正的民族经济，在未来全球经济一体化下，如果说外国企业的进军是“狼来了”，则原来国有企业的垄断就是“虎踞着”。必须打破传统的所有制分野，实现所有企业待遇的平等化，充分开展公平竞争。无论是公有还是私有，只要是经济力量，社会主义都只应促进而没有理由限制甚至不允许其发展。对于每个劳动者和每个企业，就业上岗都应该双向选择，劳动保障制度、法律要健全，政府不要过多干预。正象任何产品的制造、创造都不过是物质要素的优化排列组合一样，综观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以及经济的增长，实质上都是科技要素、社会要素或经济要素的优化重组。打破所有制界限，归根到底就是为了消除现有体制障碍，使生产力要素能够按照优化的方向更加润滑、自由和顺畅地排列组合，更少摩擦，更少阻力。

四是冲决地区封锁，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中国行政领导体制的特色是集中领导和分级管理相结合，“条条”领导和“块块”领导相结合。这种“结合”客观要求中央和地方、“条条”和“块块”的事权、责任都要划分明确。这种体制下的分工负责如果搞得不好，就容易导致互相扯皮，甚至互相掣肘，把有限的能量用在无端的“内耗”上。这种体制的关键是要有群众对领导的有力、有效的监督制约，使领导真正为人民服务，相应的就是政治要为经济服务，而不是反过来，让人民为领导服务，经济为政治服务。如果出现“条条”闹独立，“块块”搞封锁，各搞各的“山头”，就形不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这就要充分发挥我国共产党领导、为人民服务、搞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真正实行民主政治，依法治国，以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为根本目标，彻底打破地区封锁，实现“全国一盘棋”、经济一体化，做到在全国范围内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货畅其流，最终形成应对全球一体化的强大、统一的“拳头”力量。

五是加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和规范性，增加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和开发力度。中国的国情是：任何地方经济的发展，除了自然地理条件之外，政府的经济政策和投资规模是重要因素。国家对西部地区投资较少，即使是最高的1998年也只占全国的14.5%；实行国家优惠政策的沿海城市、经济特区都在东部。结果导致1990至1998年地区GDP的年均增长，我国西部仅是10%，比东部慢4个百分点；1990至1995年西部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以年均0.6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任何社会都有不同程度的不平等。但是，如果不公平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带来社会的、政治的危险。不应当，也不可能容忍不平等无止境地发展下去。”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既不利于社会政治的稳定，也制约着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程度。如果说，市场经济力量容易产生“马太效应”，使贫富差距拉大，则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必须是要保障东中西部均衡发展，减缓地区差别。当前，西部发展最需要的就是中央、全国的支持，包括资金的支持、知识的支持等。为此，必须增加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和开发力度，实行比对东部更加优惠的招商引资和引进人才政策，加强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和规范性，保证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决策的落实（当然也要注意保护生态环境，提高国家投资的效率和效益）。今后，东部的发展应该也能够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吸引外资和民间资金，吸引人才；而西部的发展则主要靠政府的宏观调控（也要“通过”市场）来推动、促进。要认识到，这不是对西部地区的施舍和恩赐，而是国家协调平衡发展和迎接全球经济一体化所绝对必要的。

新世纪之初，我国将加入WTO，这是进入经济全球化关键的一大步。当此之时，我们必须积极地消除国内工农、城乡、不同所有制、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障碍来主动应对，绝不能消极地等待经济全球化的冲击而被动应付，由此减轻经济全球化给经济不发达的我国带来的灾难和痛苦，而充分利用其同时给我们带来的条件和机遇。二千多年前，北方的万里长城成为内省抵御外敌侵入的人造屏障。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逼来的时候，我们必须拆除一切外在的、旧体制的、妨碍发展的断壁残垣，加紧构筑由高新技术、低廉成本、先进管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优良的产品质量和服务组成的新的、坚不可摧的“万里长城”。“中国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

2001年5月

注：该文经编辑压缩后，以“加快全国一体化”为题发表在9月1日《中国经济时报》。其后转载或摘编此文的报刊有：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主办的《特供信息》第35期、《半月谈》第19期、9月8日《周末》报、 9月 日《中国日报》（不详），11月10日《中国财经报》等。